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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主题阅读(二则) 　　（一）墓园里的读书人 　　○毕飞宇 　　法国人对图书的热爱我是知道的。大概在三四年之前吧，上海领事馆的法国总领事郁白先生来到南京，吃饭的时候闲聊，他告诉我，他就要离开中国了，最近刚刚买了一些中国书。我问他买了多少，郁白先生想了想，笑着说：“两吨。” 　　一个买书的人用“吨”来做他图书的计量单位，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想，这可能就是法国人了，做事和说话都要不同寻常。但是，就在不久前，我在法国参加了他们的第二十四届图书沙龙，终于发现了法国人最平常的一面，最自然的一面，那就是他们对图书的喜爱。 　　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一个手捧书籍的法国人，地铁、街头、公园、咖啡馆、酒店的大堂，一句话，一切可以坐下来的地方。他们捧着书，神情是专注的、忘我的，但同时又是悠闲的、家常的、自足的，像呼吸一样，也可以说，像咀嚼一样。我在中国同样看到过许许多多的读书人，撇开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不说，我们的读书人大多是一些临近高考的孩子，或者说，是一些攻研或攻博的年轻人。他们在阅读的时候，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脸上都带上了“最后一搏”的庄严，是总攻，是全力以赴，是迫在眉睫，仿佛赌徒手中最后的一个筹码。筹码压出去之后，便放下图书，立地成佛。 　　不用不好意思，必须承认，从总体上说，我们的阅读要功利得多。关于图书，我们的汉语不是有一个最形象的比喻么：敲门砖。敲门砖，说得好。砖头是有用的，但是，面对“砖头”，我们缺少了一样最简单的东西，那就是日常的感情。 　　我还记得克罗德?巴彦先生带我去游玩的那个下午，克罗德先生六十多岁了，他把我们带到了贝尔拉雪兹公墓。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有阳光，却很冷。公墓非常辽阔，肃穆而又冷清。克罗德先生兴致勃勃，他把我们带到了巴尔扎克的面前，带到了普鲁斯特的面前。克罗德拿着地图，一次又一次为我们寻找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名字，那同时也是刻在我们心中的名字。然而，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石头下面那些“不朽的人”，不是。是公墓里头那些活着的人，是那些普通的市民，准确地说，是那些读者。他们坐在公墓的长椅上，安安静静地读他们的书。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他们有七十多岁了吧，也许还不止。他们的年纪让他们无限地安详，一句话都没有，他们就坐在很冷的阳光里，戴着手套，一个人的手上拿着一本书，坐得齐齐的，正正的，用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常说的话说，“很乖”，“很听话”的样子。我不知道他们是枯寂的还是幸福的。我不知道。他们在读什么呢？是巴尔扎克还是普鲁斯特？是《长寿秘诀》还是《怎样安度晚年》？我不知道。我多么想知道。是怎样的一本书让他们如此的寂寞，如此的安详，如此的满足，如此的幸福？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写书的人，我多么希望在我百年之后有一对年老的夫妇静坐在我的墓前，捧一本莫言的书，捧一本苏童的书，或者，捧一本我的书。我希望那本书是我的。我想我会微笑。 　　（选自《读者》2012年第4期） 　　赏析：毕飞宇不愧是一位眼光敏锐、善于思考并有着强烈社会责任心的大作家。他从法国总领事郁白先生在离开中国时买书“两吨”之事谈起，谈到他在异域见到的法国人热爱读书的震撼人心的情形，进而引起他对当今中国人读书现状的深刻思考。读后引人深思，促人警醒。 　　 （二）“书虫”父亲二三事 　　○刘永红 　　父亲今年已届72岁高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虫”。 　　父亲有一个令人费解的习惯――“读”书。只要手中有书，必定旁若无人，口随眼动，振振有声，抑扬顿挫。时常，还能听到他长时间“读”书而出现停顿吞咽的声音。看他戴着黑框老花镜，一字一句从口中读出，那种痴痴的样子，我极为不解。有时候忍不住在父亲“读”书正酣之时打断他：“人家都是安静地看书，您却总是大声朗诵，不口渴吗？不觉得累吗？不怕吵着人家吗？”可他总是煞有介事地答道：“读书就是要大声‘读’，不读出声还能叫‘读’书吗？”弄得我无言以对。回味着他的话，或许还真有些道理，想想我们每次临考之前，哪次不是通过大声朗诵以增强记忆呢！ 　　记得小时候，姐姐从省城捎回一本《宋氏三姐妹》。父亲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地念了一遍又一遍。夏夜纳凉之时，父亲经常为我们娓娓讲述书中的精彩情节与点滴趣闻。可是，这段好景在我以优异成绩考入镇重点初中之后便结束了。入初中没多久，适逢学校打算组建图书馆。由于经费非常紧张，学校无力添置藏书，便发动学生自愿捐书，多多益善。作为积极分子的我，回家后翻箱倒柜，竟然也“搜刮”出近二十本。其中自然包括父亲最喜爱的《宋氏三姐妹》。为此，三年初中生涯，我没少听父亲的念叨与埋怨。我很是后悔和自责，可脸皮儿又那么薄，终于没敢找老师把书要回来。 　　后来，我顺利地进入大学，继而读研、读博。在外求学期间，虽然跟父亲的相处时光甚少，然而，偶尔回家还会感受到老人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