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愿望完满实现(陈琳).docVIP

让“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愿望完满实现 转载自《中国教育报》2008年9月12日第6版 今年八月二日，温家宝总理提前四天，到医院去看望在八月六日将过97岁生日的季羡林先生。在实际上是季老工作室的病房里，一位学者和一位党国领导人谈到国计民生许多重大话题，其中包括外语教学。 季老关心地问到英语是否已经普及。温总理说：“小学就开始学了，小学是记忆最好的时候。掌握一门语言，就掌握了一种工具”。季老很高兴，并说“大学外语教育不但要加强，而且要鼓励学生多学几门外语”。 三天之后，我陪同北京外国语大学书记和校长到医院给季老祝寿。我借此机会，简单而重点突出地向老人家汇报了我因工作关系而了解的近年来我国英语教育的发展改革情况。我说，由于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实验本）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普遍实施，目前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英语教学已经改变了过去相当长期存在的既有重复又有脱节的现象，而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系列的、有头有尾的连贯的整体。我报告季老：这正是早在近半个世纪前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已提出的一个愿望。60年代初，周总理主持召开过一个小范围的外语教育工作研讨会。我有幸参加。当时，由于我们党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两国关系恶化，有必要改变50年代以来在学校中主要学习俄语的状况。在座谈会上，周总理提出了改革我国外语教育的总的指导方针，言简意赅，只有九个字，三句话：“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他并说外语学习要从小抓起。他用“一条龙”三个字通俗、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他所希望看到的从小学到大学的连贯的系列英语课程安排。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全国多数中学及少数大城市的小学开始以英语为主要外语，在东北等某些地区保留俄语与日语教学。同时，全国各外国语学院均先后建立了附属外国语学校，除英语外还开设其他外语。其中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则开设了联合国规定的六种通用语言（英、法、俄、西、德、阿拉伯语）。这样，就在不同程度上落实了“多语种”的要求。同时，在当时教育部普教司（今称基教司）领导下，建立了包括上述6个语种教师在内的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组，着手落实外语教学要做到“高质量”的要求。我有幸主持了这一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1965年开始，全国就进入了新一轮的政治运动，教育与经济建设均受到干扰。到1966年中就全面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使全国教育陷入停顿状态。而“英语”则更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语言”而成为违禁品。 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尤其是1978年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我国教育事业，包括外语教育，才开始随着意识形态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而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阶段。 改革开放为外语教育带来生机 我们倘将1978——1999划为一个时期的话，可以说，这是一个我国英语教育取得很大发展，并实现许多重要改革的时期。这一时期，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而其分水岭就是90年代中先后出版并在全国使用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初中和高中英语教材JEFC和SEFC。这两套教材的出现和使用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带来如下几个重大革新。 一、在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英语教学也在理念上打破过去闭关自守的状况，开始学习和引进英语国家的先进外语教学理论。在教学路子上，引进了交际教学法，冲击了长期统治着我国英语课堂教学的语法翻译法。在课堂教学中，也开始改变主要用汉语讲授语法知识，学生被动“听讲”的局面，逐渐实施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自主进行语言实践的做法。 二、在教材编写路子上，改变了过去闭关自守、完全由国人自行编写教材的局面，开始中外合作。这样，就在机制上为在教材编写中引进国外先进理念创造了条件，使教材编写伴随着交际教学法的推介而改变了过去完全“以语法为纲”的编材路子，开始尝试走语法和功能相结合的框架。 三、开始从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两个方面重视听、说能力的训练，加大课堂听说活动量，开始改变“哑巴英语”和“聋子英语”的状况。 当然，固有的观念和习惯一时很难改变；新事物的出现对习惯了语法翻译教学法和用汉语教学而自身英语口语水平有限的教师们来说，需要一个适应和再学习的过程。更何况，在整个教育体制中“应试教育”的普遍存在，以及中考和高考试题仍主要以语法为纲并以多种选择等较机械的题型为主的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拖着英语教学改革的后腿。因此，“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存在了一段时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直到20世纪末期，交际教学路子和主要以英语进行课堂教学的做法才逐步得到普遍认可。 21世纪为外语教育带来革命性变革 21世纪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我国英语教育发展进程中的真正性质的革命。在当时分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领导下，开始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全面的课程改革。这一改革，已经进行了8年，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就外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