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规则.docVIP

翻 译 规 则——肖乾 1992 　　三十年代曾有一位李嘉慈教授（英国人）在北京讲过学。他在他所著的《意义学》一书中，把意义分为四种，即含义、情感、口吻及意向。我看这种分法很可适用于翻译工作。当你译科技或文件时，含义应占第一位。因此，宜用一字不动的直译法。然而，当你译文学作品（不论是一首诗还是一篇散文）时，首先应考虑如何传达原作的情感内容。原作如果是忧伤的，或讽刺的，或幽默的，译者应首先把握住交尽力传达给译文的读者。倘若原作的意图是使读者笑，而译文读者在读了之后一点不觉得其可笑，那么，不论译得多么忠实，我也认为是失败了。好的译文永远不会把读者引入歧途，也永不歪曲原作。这就是译文质量之所在。　　对于翻译技巧，历来有两种看法。一派认为，既然你译的是外国作品，就应保持些洋味--包括句法。另一派认为，你既然在把一篇外国文字译成中文，就必须用通顺且恰当的中文。不仅在文字上忠实，也要忠实于原作的感情内容。换言之，使中文读者能进入原作的意境。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把《好兵帅克》这部捷克小说的英译本译成中文时，全书不断出现Sir这个字，几乎每页都出现几次。原作的这位主人公是个军队中的一名普通士兵，他每次同长官讲话，敬礼之后必先说一声Sir。而且这也是全书引人发笑的一部分。倘若我把Sir直译成先生，那就既破坏了全书的军营气氛，也失掉了原作的讽刺语调，从而也就歪曲了帅克这个形象。我没那样做，而把它改译为报告长官。那是旧时中国士兵同上级谈话时的习惯用语。这只是个极简单的例子。在文学翻译中，这种变通译法经常需要使用。这里也包含翻译技巧的一个主要方面。　　一个胜任的翻译家应该同时从事些研究工作，对所译作者的生平及思想应有一定的了解。我倾向于把翻译家分作二类。一类是即兴的（或打游击式的）翻译家，另一类是阵地翻译家，他们往往以毕生精力系统地翻译一两位外国作家的著作，如潘家洵之于易卜生，傅雷之于巴尔扎克以及沙成之于契可夫。这类翻译家往往在翻译之余，也从事研究工作。 　　我仰慕这后一类翻译家。不幸，我自己属于前一类。三十年代，我偶尔搞过一些翻译。1956年，我又译过一些。1979年，当我又重新拿起笔时，我的第一个任务刚好是翻译易卜生的培尔·金特。此剧后来在北京上演两次。去年又在香港演出。我反对对翻译的歧视，不认为翻译比创作低。然而这反映在稿酬的高低上。三十年代，鲁迅、茅盾和巴金都既创作又搞翻译。创作是一个国家的主力。然而，翻译也同样重要。它是一间屋子的窗口。它可以放进新鲜空气，并可以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一切。 　　目前，我正与我爱人文洁若在合译乔伊思的《尤来西斯》。我们认为这部写于二十年代的意识流小说，应当介绍到中国来。然而我宁愿写十本书，也不愿从事这项翻译工作。可是如果我们不译，这本书在我国文艺界就依然是个迷津，是个空白。 许渊冲 　　杨振宁说：研究要从“现象出发，不是自原理出发。”(《杨振宁文选》223页) 我认为这话可以应用于翻译风格的研究。 　　我国英语界研究翻译风格的有已故的王佐良教授，他著有《英语文体学论文 集》。但如果从现象出发，应该看看他的译文是否符合原文风格： 　　(一)1.生或死，这就是问题所在。(莎士比亚) 　　2.死还是不死，这是个问题。(《哈姆雷特》) 　　(二)1.有没有人，为了正大光明的贫穷 而垂头丧气，挺不起腰——(《彭斯诗选》) 　　2.穷只要穷得真正，有啥不光彩? 干吗抬不起头来，这是为什么?(飞白译) 　　莎士比亚第一种译文的风格像是哲学家在讲课，不如第二种译文像演员的台词； 彭斯的第一种译文也不如第二种符合彭斯的民歌风格。而莎剧、彭诗的第一种译文 都选自王佐良的作品。从他的译文看来，他研究翻译风格的理论至少是大有问题的。 　　法语界研究翻译风格的有许钧教授，他在本报第004期发表了文章说：(一)傅雷的译文风格“恐怕是值得鼓励的”；(二)“风格不是靠刻意追求出来的，如好的译文，不可能靠追求好的、所谓美的词语，靠发挥几个四字成语，就能达到。”许钧的说法是否正确?我正在重译《约翰·克里斯托夫》，现在就来比较两句傅译和新译： 　　1.这样，苦难往往会把两颗相爱的心分离。有如一架簸谷机把糠跟谷子分作两 处，它把愿意活的放在一边，愿意死的放在另一边。(傅译) 　　2.就是这样，苦难往往会把两颗相爱的心分开。正如风车把谷和糠分开一样，苦 难使人生离死别：或者逃生，或者去死。(新译) 　　许钧说：傅译“有自己独到的韵味，形成了一种可以辨识的风格”。比较一下前 半，两种译文基本相同，分别只在“分离”和“分开”两个词。可见有的原文比较容 易找到对等的译文，这时译者的风格可以说是作者的风格，译者也不容易有“独到的 韵味”，也形不成“可以辩识的风格”。至于“分离”和“分开”，我看前者比后者 距离远，时间久，加上下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