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吏治整顿[精选].docVIP

中国古代整顿吏治举措研究 ——以雍正朝为例 吏治，指古代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吏管理和统治民众的方式和治绩。放宽一些，它涉及到官吏的教育、选拔、任免、考核、监察和奖惩等诸多方面。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吏治也就是治吏，或者叫吏政。官吏、官或吏，是各级官员的通称。官分文武，这里只讲到文官，武官的一些特殊问题，也先不涉及。中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吏治，乃至“治吏”重于“治民”，韩非子甚至主张“治吏不治民”，可以说吏治的好坏是一个政权是否有希望的重要标志。 中国历史上对吏治的重视程度，在世界历史上似乎绝无仅有。道路、纲领、政策制定之后，“干部决定一切”，吏治的成败涉及王朝的兴亡，正因为古代中国对吏治重要性的认识，因此,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吏治整顿。其中雍正朝对吏治的整顿针对性最强、最具体,效果也最明显，影响也比较大。本文试图对雍正朝整顿吏治的背景、措施做一个梳理。 雍正推行吏治整顿的背景 雍正帝即位初期面临吏治败坏的严峻形势，官吏贪污愈演愈烈，官场陋规层出不穷，是雍正开展吏治整顿的大背景。 康熙后期官吏贪污、钱粮短缺、国库空虚的情况已相当严重,“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有些道府州县“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这些亏空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渔。同时,每年四时节会、上司喜庆丧葬、下属晋见上司,都要按规定馈送礼金,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地方官为固位邀宠,狂征滥派,又私征火耗于民,“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费”。 大小官吏除侵盗国库钱粮外，还加紧压榨劳动人民，他们私自加派，收取陋规，当时全国各地官府的杂派之多、陋规之繁，真可谓前所未有。 在这些名目繁多的杂派当中，以耗羡(亦称火耗，即是官府征收田赋时附加的损耗)为最大。据有关史籍记载，火耗派征起于明代，清代刚建立时，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曾宣布禁止征收耗羡。但事实上办不到，旋至康熙年间，耗羡已得到朝延的默许，“听其自取”。于是，闸门一开，其势难挡。地方官吏更加肆无忌惮地苛征耗羡，其数额日见提高。一般是加三、加四，有的地方高达加五、加六，甚至“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由此可见，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是官吏贪污纳贿的受害者;而中饱者自然是那些贪得无厌的大小官吏。他们坑靡一气，狼狈为奸，分享婪赃。州县官吏把赃款的一部分据为己有，把剩余部分则以种种名义馈送上司。 在大小官吏的贪污侵蚀之下，各省藩库钱粮的亏空异常严重，到康熙末年国家财政状况日见恶化。如康熙末年各省藩库钱粮亏空“或多至数十万”，“是侵是挪，总无完补”。 盘踞各级衙门的大大小小的“贪酷之吏”们“念念只营功名，时时只顾身家，刻刻只虑子孙，而国家之安危，民生之休戚，毫不相关”，政务渐趋懈弛。 吏治败坏导致百姓苦不堪言，阶级矛盾激化。康熙后期，官员的贪污、腐化，官场的黑暗，行政机构的懈弛和办事效率低下，使这些“德政”大大打了折扣，甚至使“惠民之政”变成了累民之举。以河工为例，圣祖苦心经营多年的水利工程，到康熙末年日见废驰。由于努金工料多被层层克扣分肥，各项工程均不能保质保量，“闸河之深宽丈尺，不能仍照旧制，而蓄水湖之围坝，俱成平地”。有的河员甚至故意将完好坚固的堤坊扒开缺口，以便在修补时侵蚀钱粮。他们人为地制造水患，而“绝不顾一方百姓之田墓庐舍尽付漂没而有冤莫告也”。到康熙后期，人民破产流亡日益严重。每逢灾荒之年，“老幼弱稚者半为他积，少壮强勇者乞食他乡”。康熙帝晚年，他虽已洞悉吏治方面的种种情弊，同时也采取过一些措施来整顿吏治、防止官吏的贪暴。可是，终因为政宽驰、年届古稀而无所绩效。雍正帝继位初期面临极为严峻的政治形势，整顿吏治成了他上台伊始必须着手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 二、雍正整顿吏治的具体措施 即位伊始，雍正帝就把澄清吏治视为巩固统治的根本大计和当务之急。在他看来，贪官污吏比“盗贼”对国家社会的危害更甚:“命案、盗案，其害不过一人一家而止，若侵努殃民者，在一县则害被一县，在一府则害被于一府，岂止杀人及盗之比”。因而认为:“所以治天下之道，惟在察吏一事”。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雍正同时向督抚提镇下至州县参游颁发谕旨十一道，历数官场种种情弊，反复表明他“整纲伤纪”、“澄清吏治”的决心。这是雍正帝的宣言书，雍正年间对吏治的整顿也就随之雷厉风行的展开了。 1、清查亏空 雍正整顿吏治首先从清查亏空开始。他即位伊始,发布上谕,要求:“各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掩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其亏空之项,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别处分外,其实在侵欺入己者,确审具奏,即行正法。倘仍徇私容隐,或经朕访闻得实,或被科道纠参,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1](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谕)这道上谕表明他坚决清查亏空、整理财政的态度。一个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