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二首）李商隐四、延展资料（一）刘开扬论李商隐的爱情诗（节选.docVIP

无题（二首） 李商隐 四、延展资料 （一）刘开扬：论李商隐的爱情诗（节选） 李商隐的爱情诗引起过很多争论，过去主要是偏于诗意的解说，而近年却重在对这些诗的评价上，这是一大进步，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好现象。本文想就一些争论所在，谈谈我对李商隐爱情诗的看法。 一 李商隐写过不少《无题》诗，也有一些用诗里首二字或句中二字作题的，等于无题。这些无题诗大都是写爱情的。另外还有一些有题的爱情诗。他的爱情诗约近一百首，占他现存的五百多首诗的五分之一左右。 商隐有些诗表面看来是写爱情的，实际上却不是写爱情而是有所寄托的。他的爱情诗和这种有所寄托隐寓的诗极易混淆。商隐诗本来隐晦难解，而历代笺注家又加以附会歪曲，故情况甚为复杂。 为什么李商隐的爱情诗有很多隐晦难解呢？我以为有如下几个原因：（一）他的诗是学庚信、杜甫等人的，用典深僻，又特别多，因此不免转折，较难掌握，有的竟使人读后如堕五里雾中。鲁迅先生曾说：“玉谿生（商隐自号）清词丽句，……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给杨霁云》，《鲁迅书简》下册，六九七页）（二）他力求“精纯”（元好问《论诗绝句》语），刻意为工，有时就不免如王安石说的“语工而意不及”（《文献通考》卷十八下引），即陆游所说的“锻炼之久，乃失本指，斫削之甚，反伤正气”（《渭南文集》卷三十九《何君墓表》）。他自己说是“题时长不展，得处定应偏”（《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三）用别人的诗体来写诗，也是难解的一个原因。钱良择说：“义山学杜者也，间用长吉体作《射鱼》、《海上》、《燕台》、《河阳》等诗，则不可解……疑是唐人习尚，当时之人自能喻之，传之既久，遂莫晓所谓耳。”（冯浩《玉溪生诗详注》引）何焯更举《烧香曲》为例说：“长吉诗虽奇，然指趣故自分明，若义山则徙令人循诵而莫喻其赋何事耳！”（《义门读书记》）他们的说法都是有理由的。（四）以上三点是偏于写作技术方面的。还有如宋荦所说：“义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漫堂说诗》，本就七律言）他的诗有些写得极为曲折，诗意一层深入一层，表现了恋爱中的复杂变化的感情，浪漫主义的气氛也相当浓厚，所以李商隐的爱情诗不可一律作浅近的解释。不过，商隐爱情诗的隐晦难解主要是前三点，后一点却正是它的蕴藉所在，这是应该着重指出的。连纪昀等人评他的诗也常常说是“不可解”，屈复《玉谿生诗意》、张采田《李义山诗辩正》、汪辟疆《玉谿诗笺举例》虽然颇有发明，但是出于主观附会甚不可靠的也不在少数。 商隐的爱情诗特别是某些著名的作品遭到了异常可惊的曲解与附会，一千多年以来聚讼不已，弄得皂白难分。有人把这近百首诗几乎全解释成寄托了，如吴乔、冯浩乃至张采田、汪辟疆等人，他们不是说诗人在写令狐綯与自己的交疏和陈情，便是说写他自己政治上的失意，等等。（吴乔《西昆发微》卷上引杨孟载的话说：“义山无题诗，皆寓言君臣遇合，得其旨矣。”他的序文说：“义山少年受知于楚，而复受王、郑之辟，綯以为恨，……义山心知见疏，而冀幸万一，故有无题诸作。”马浩注《即日》诗竟说：“穿凿之讥，吾所不辞耳。”）纪昀虽然反对他们的穿凿附会，并且指出过，“有戏为艳体”和“实属狎邪”的诗（《四库全书提要》），但他却也说过：“无题诸诗大抵祖述美人香草之遗，以曲传不遇之感。”（见《李义山诗集辑评》此外，有人解说这些诗几乎全是悼亡（哀悼亡妻），或者全是寻花问柳的作品，有人又主张不求甚解，如冯班曾说，“如见西施，不必能名然后知其美。”（同上）苏雪林是把这些诗解成商隐与宫嬪恋爱所作的，而李长之却又以为“这些爱情诗主要是写给他后来结了婚的王氏的”（《李义山论纲》，《文学遗产》一五二期）。这样的主观的解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反而给读者造成混乱。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李商隐的爱情诗真是没有“达诂”的么？ 我不赞成冯浩所说“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但也不否认商隐诗中确有少数是借爱情诗的形式以抒写讽刺寄寓的内容的。商隐晚年也曾说过“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的话。比如《无题》的“幽人不倦赏”、“万里风波一叶舟”等首便绝不是写爱情的，又如“待得郎来月已低”一首，《才调集》题作《留赠畏之》，原注“遇韩朝迥”，也不是爱情诗。“何处哀筝随急管”一首有“东家老女嫁不售”及“溧阳公主”云云，诸家以为自比及比令狐綯，也有道理。《玉山》也是望人援引的诗。我们下面谈李商隐的爱情诗是要除掉这些的。 我想把李商隐的爱情诗分做三类来谈，即（一）他年轻时恋爱中的作品，恋爱的对象有宋真人姊妹和柳枝，这两次恋爱都失败了；（二）写他和他的妻子王氏相爱和王氏死后的悼亡诗；（三）不知道所写恋爱对象是谁的诗，我认为是他概括地抒写他在恋爱中的感情的变化，不一定专写他和宋真人、柳枝的恋爱或者他和王氏的爱情的。另外，把商隐写娼妓或其他的“狭邪之作”也作为一类来谈，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