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终稿.pptVIP

尽管从实质上说，中国古代法治实为人治，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统治工具。但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法治的推行对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推动中国古代文明，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古代法治切切的说是启蒙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由奴隶制社会转型于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牛耕开始普遍推广，“私田”大量出现，动摇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井田制，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周天子为首的王室日益衰微，致使“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以此同时，思想界却异常活跃，社会进入了一个由“学在官府”到“私学”大兴，“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出现了儒、法、墨、道等的大论战，形成了“礼治”、“德治”、“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法治思想正随着一股一股的改革潮流迅速的成长。公元前445年，魏文侯改造政体，以李悝为相，乐羊、吴起、西门豹为将军守令。李悝提出了“尽地力之教”的思想，并编撰和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地主阶级法典《法经》。公元前430年，赵威烈侯以公仲连为相，起用牛畜为“师”、荀欣为“相”，牛畜提出了“以仁义，约王道”，荀欣提到“选练举贤，任官使能”的法治思想。公元前355年，韩国的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实施变法改革，申不害教昭侯“术治”。“术治”即“法治”。韩非解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