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期间红十字会如何救助战场伤病员.docVIP

抗战期间红十字会如何救助战场伤病员 当我们沿着泥泞的路径向小镇走去，两侧地面横躺竖卧着一长溜伤兵。有数百人缠裹着肮脏、血污的绷带，有些人已经失去知觉。数以千计的伤兵死在路途中。创口现已恶化的轻伤员，在等待着运过河去，再上火车东行或西行。他们身边没有医生、护士或者其他护理人员。当我们从这些痛苦的垂死的伤员中间走过的时候，我对同行的伙伴说：我们的第一篇报道应该是有关伤员的处境的。 1938年1月，汉口英租界，到处都是行进中的部队，通向码头的街道充满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此时，北平到汉口的铁路仍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下，并且能畅通地与陇海路连接。汉口成为国民政府的战略要地。 在交通路荣康瓷器店的二楼，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见到刚刚上任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 林博士的朋友们称他为波比。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略微带点苏格兰口音。通过他低沉、柔和的话语声，我听得出一种令人警觉的金石之音。我几乎立即就察觉到在他身上有一种气质，那是一种所谓人间痛苦。 出生在新加坡的林可胜，八岁时就被父亲送往英国学习。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刚刚医科大学毕业的林可胜被分配到战场上的军医院担任外科助理，主要从事新兵的战地救护和训练工作。1924年回国之后，他成为北平协和医学院最年轻的生理系教授。正是因为这一段特殊的经历，林可胜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后，立即被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刘瑞恒相中，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队长。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战乱不断。然而，缺乏战地医疗服务的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在中国500万的军队中，只有不到1000名合格的医生。而护理人员又大多是由于体质太弱才从部队里淘汰出来的。他们的医学知识仅限于几个星期的换药培训。同大多数的军医一样，他们不知道感染的原因和防治的方法，甚至从没见过医用夹板。 前线的士兵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不怕死，只怕伤”。由于缺乏专业的战地医护人员，战场上，士兵一旦负伤，最大的希望便是由他们的同伴背下战场。大部分重伤员，在到达伤兵收容站的路途上就已经死亡。更多的情况是，一场战役之后，大量的伤兵被遗弃在战场上，听天由命。 全国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铁路、公路，河道等交通线还比较畅通，受伤的士兵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被送到上海和南京的伤兵医院进行治疗。如今两座城市相继沦陷，大部分交通要道也被日军控制。 【采访刘士永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它（日本军队）就是占领经济、政治中心，那很显然就是都市。都市里面有很大的特性，就是医疗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大型的伤病医院都会放在这个地方。如果打一场现代战争，都市里面的医疗资源全部被敌方占领了，士兵还在外面战场上的时候怎么办？ 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救护组织，此时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已经成为伤兵救护的主要力量。为适应战局变化，林可胜主张放弃在大城市设置伤兵医院的做法，把现有的救护总队队员分成若干个流动的医疗队，分散到各个军队的前线医院展开救护工作。 此时，徐州会战刚刚打响。按照林可胜的估计，要在全国各个战区组建完整的战地救护体系至少需要300个以上的前线医院。而每个医院需要容纳500至1000个床位。各种医疗物资尚且不论，单是医护人员的数量就得上万。 南京沦陷之前，中国红十字会只有大约700名工作人员抵达汉口。从沦陷区撤出的救护车，也只剩下17辆。如今，在三千多公里的战线上有数百万的受伤士兵。而数以千计的职业医生却留在后方城市和沦陷区，开办私人诊所或在教会医院里任职。 我很高兴得知你愿意来我总部工作，但我只能给你低微的薪金，大约每月法币250元，仅够维持生活费用，而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 在汉口的日子里，林可胜用大量的时间开始给自己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写信件，发电报，用言语和行动激励年轻的医护人员，希望他们能够在国家危难的时刻投入到医疗救护的队伍里来。 1938年，河北定县，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年轻医生陈志潜正在这里的农村进行公共卫生的实验。战争使定县卫生实验区被迫中断。 我如此秘密地离开北京，以至于医学院和北京市第一卫生所的职员均未知晓我有离京的意图。在十分迂回曲折的旅行中，一位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为我弄到一张途径天津和上海的许可证，因而我沿此路线乘船到香港，再由香港乘机去参加林可胜的工作。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护士开始悄悄离开他们出生的城市，从日本人统治下的北方和沿海地区，向着长江的上游前进。在炮火声中，他们穿越山脉、河流、荒芜的原野和无路的山谷，希望用手术刀挽回更多同胞的生命。 穿越前线的经历深深地触动着史沫特莱。这位《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也加入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中。她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 1938年1月30日，一个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三人医疗小组抵达汉口。48岁的白求恩是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们到达的当天就见到中国红十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