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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自成起义失败原因的若干问题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于一六四四年正月从西安出发，挥师东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就攻占北京，颠覆了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但是，起义军在北京仅仅停留了四十一天，就被迫西撤。并且，此后一蹶不振，形同崩解，终于被镇压下去。是什么原因使起义军如此“其胜也暴，其败也速”呢？对此，我曾指出，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很复杂，但最根本的则是起义军内在的严重的“流寇主义”。这个看法，得到了一些同志的赞同，个别同志也提出了异议。近几年来，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又出现了另外一些看法，其中主要有：一、李自成起义军采用了错误的“关中——北京”方略（李宝臣：《大顺用兵北京试论》，刊《历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以下简称“李文”）。二、大顺政权“没有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汉族地主阶级政治上倒向满洲贵族统治者，造成力量对比的变化”（顾诚：《论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三年第六期。以下简称“顾文”）。我认为，这些看法都不是什么新见解，其中有的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但不够全面，没有抓住真正根本性的原因。有的则从根据到道理上都难以成立。下面试做一些分析，并同“流寇主义说”进行对比，求得共同加深和提高认识。 “关中——北京”方略“所要完成的目标”不是“取财西归”； 更不能说“打下北京，大顺的败亡也铸就了”。 关于李自成起义军“关中——北京”的进军方略，是在崇祯十六年六月在襄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作出的。当时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是牛金星“欲先取河北，直攻京师”；第二个是杨永裕“请下金陵，断漕运，以坐困北都”；第三个是顾君恩，他先分析了前两个方案的缺点：“金陵势居下流，难济大事，其策失之缓；直攻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守，其策失之急”。接着提出：不如先定关中，然后旁掠三边，攻取山西，后向京师。指出，这个方案的优点是：一、“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形势险要；二、关中是李自成和陕籍广大起义军的“桑梓之邦”，可以成为农民军可靠的强大后盾；三、“旁掠三边”，不但能够解除后顾之忧，而且可以“资其兵力”；四、然后进军京师，则“进有所攻，退有所守，方为全策”。李自成经过分析比较，果断地加以采用了。不难看出，这个方略是十分正确的。首先除了顾君恩以上的分析外，当时不少的统治阶级也从正反两方面指出过。前者如户部尚书倪元璐：“天下诸藩，无如秦晋，土沃山险，用武国也”。如彭孙贻：“关兵者，天下所恃为安危也”。又如万贞一；“三秦砺山带水，四塞称险。屯兵函谷，可以号召天下，从来劲兵大将，咸出其中。蜀黔转赋，实以秦为咽喉地”。后者如程源：“固原者，抉贼之腹心者也；宁夏甘肃者，拊贼之背者也；汉中者，川陕之襟喉，贼之后门也”。其次，这个方略，还称得上“见之远而谋之周”。对此，甚至明王明的有识人士，也看得很清楚。指出：李自成突起河南，席卷湖广，“中州之隔神京，限以一河也；荆昌之去陪都（南京），只十五日也。而不敢即窥者，臣以为贼之计狡也：计贼渡河，必背顾秦蜀；窥南，又不便骑射。以为渐图秦蜀，则可以安意渡河也”。这里，不但阐明了“关中——北京”方略的深谋远虑，而且推论了李自成曾经规划过“窥南”。这个“推论”，的确极有见地。实际上从一些史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崇祯十六年，起义军“蟠据楚豫之间，浸浸乎有窥关中、逼金陵之意”。崇侦十七年三月，“既至燕，谓江南可传檄而下也”。又据当时在北京被起义军俘获的赵士锦说：“贼慕苏杭富丽，每问路径。于言泽国也，周环皆大水……贼张目相谓曰：‘果若是邪？江南未可去也！’予问左（良玉）兵若何？贼言：‘强且众，陆师犹匹敌，水师能弱吾矣”。这清楚说明，李自成起义军不但深知江南是财富之区，曾经计划“窥南”，而且有过“逼金陵之意”。只是经过相互比较，衡量利弊，才放弃了原来的打算，采取了“关中——北京”方略，决计先行攻占北京，然后再统一江南的。最后，后来李自成按照这个方案进军、取得颠覆明政权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起义军入关占领西安后，接着分兵攻占榆林，由于“九边之兵，榆林最劲”。榆林既克，庆阳、宁夏、兰州等地，也都先后降服。“三边皆入于贼，贼无所顾忌，遂长驱过河入山西”，“而真保河间诸郡风靡矣”。所以当时就有人指出：农民军之“犯燕都也，盖自犯榆林始也”。由此可见，从各方面来看，“关中——北京”方略的正确性，都是十分明显的。甚至连统治阶级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自成入秦、取赵，破京师，俱如（顾）君恩计，亦贼之有才智者”。 与此相反，“李文”则对“关中——北京”方略，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提出的几个理由，却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个理由是：“大顺‘关中——北京’方略所要完成的目标是取财西归与灭明”。在另一处更直接说成“大顺领导人的根本战略思想是取财西归”。因而“必然要派生出官兵们在大功告成之后贪图享乐‘饱掠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