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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试论《天问》体现的楚民族心理与屈原的历史反思 [提要]??本文试图将屈原的重要作品《天问》置于楚文化背景之中，从地域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揭示屈原作品中所体现的特殊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并联系作者的亲身经历，探讨作者在作品中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关键词] 天问??屈原??楚民族心理??历史观??批判与反思　　楚辞是中国诗歌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源头之一，同时也是先秦时期南方文化的结晶与载体。无论从形式内容到思想内涵都体现出与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文学迥异的特色，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天问》作为《楚辞》中一篇独特的作品，不仅体现了楚辞一般的地域特色，而且还有很多与其它楚辞作品不同之处。全篇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而无一作答，句式不象《离骚》、《九歌》那样自由灵活，基本上是四字一句，也没有《楚辞》惯用的语气词如“兮、些、只”等。《天问》没有《离骚》那样充沛浓烈的个性化抒情，也缺少形象的塑造，因此文学性明显不如《离骚》、《九歌》等篇。但《天问》自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和魅力，两千年来吸引着无数读者不断研读它，为它所感动，所启迪。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可见，早在汉朝，与屈原有过相似经历的太史公就已从《天问》中读出了屈原深沉的感情，引起心灵深处的共鸣。《天问》决不会是一篇干巴巴的问题流水帐，而是作者有意创作的一首长篇抒情诗，他采取了一种极为罕见的连缀问句的形式。　　《天问》的这种创作形式是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的，这种形式的来源很难说清楚，但它不会是屈原的首创，因为在屈原的其它作品中都见不到与《天问》相似的形式。我们知道，屈原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便是继《诗经》之后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之上首创了“楚辞”这种形式自由，摇曳多姿的诗歌形式，称为“骚体”。它对后来的汉大赋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但整部《楚辞》中只有《天问》的形式与众不同，其遣词造句晦涩难懂，佶屈聱牙，令后代训诂家颇感头疼。基本是四字一句，表面上看与《诗经》相似，但又明显与《诗经》风马牛不相及。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近年来，北师大的青年学者过常宝先生在《楚辞与原始宗教》一书中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他的论述令我很受启发：“从《天问》中那些令人难以索解的问句形式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对形式的过分迁就的倾向，这种倾向显然超出了一种风格的要求，它应该来自试问以外的某种规范。”过先生认为《天问》的形式来自于作者所熟悉的某种巫史文献，他对这一文献进行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加工改造，使其能够在有限的程度上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接着过先生又以大量篇幅引证世界上现存的较为古老的宗教文献中连缀问句的实例，又用我国上古其它巫史文献中使用问句的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我虽然并不完全理解他的观点，但这使我认识到了《天问》可能是屈原借鉴了一种楚国固有的原始文献形式加以改造的结果，藉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其实，我国著名社会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对这一问题已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在《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曾引用梁启超的观点：“《九歌》、《天问》等篇，盖犹胚胎时代之遗响焉。南人开化，后于北人，进化之迹，历历可征也”，然后指出：“这（指《天问》、《九歌》等作品）似乎是过去文学史上的一种惯例：越接近远古社会的作家作品，往往就跟人民的固有文学艺术和风俗、习尚的关联比较严密。”这已在理论上表露了他对《天问》形式来源的观点。另外，顾颉刚、汤炳正等学者亦有类似的看法。1这些观点的提出大大促进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目前较为可信的观点。而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王逸在《天问章句》前面的叙中有关“呵壁问之”的传统说法。王逸说：“（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贤圣怪物行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所谓“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可能是汉以后儒家的附会，而真正的背景很可能是有关巫祭仪式的场所，屈原自幼生活在楚国这样一个巫风浓烈的环境中，对这些宗教仪式与有关文献体制非常熟悉而加以利用；另外，我想这种连珠炮似的发问形式便于抒发屈子满腔的激愤，于是便有了长诗《天问》。正是由于《天问》本身的形式脱胎于某种巫史文献，因此它从文体形式到思想内涵都与《离骚》、《九章》等有很大不同。《天问》虽然也可以看成是屈原的抒情诗，但它的个性化色彩要弱于《离骚》、《九章》，它多少保留了属于楚人群体共同的思想情感，而并非完全是屈原个人感情的流露。从《天问》中我们可以看出某种较为稳定的群体文化心理。确切地说，《天问》在个人抒情的表面下掩藏着有关先秦楚民族某种共同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主要是通过《天问》中表露出的楚人的民族感情和历史观体现出来的。历史观是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显著的体现，因此，通过研究《天问》中作者或即楚人的历史观可以有助于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