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量可控性的研究.docVIP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量可控性的研究 1996年，货币供应量被正式确定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以看出，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环境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市场机制不成熟，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因此中央银行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通过对货币数量调控维持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实现对无价的调节，从而达到预定的政策效果。货币供应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是同方向变动，并且，央行有能力控制基础货币，使得货币供应量符合相关性、可控制性以及易观察性的要求，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是可行的，也是恰当的。 众所周知，货币政策对于一个国家是长期的，非数量化的目标，它的实施并非是一个现实的量的变化，而是一定时期积累转变后的质的飞跃。因此，中介目标是央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预期影响的连接点，是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与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过渡指标。由此可见，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于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各个国家的央行给人的感觉是神秘富有色彩的，大众对于央行的性质乃至于其发行的各个政策都是不知其目的的和原因的。而自上世界九十年代以后随着通胀目标制度的兴起与发展，人们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有效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是得以让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在金融快速发展过程中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问题日益突出，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首先，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创新的步伐明显加快，金融业创新技术的飞跃，使得货币供求机制逐渐改变，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的计量和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金融发展的电子化、网络化进程同时加大了货币供应量可测性的难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国证劵交易保证金、外币存款等具有一定货币功能的金融资产并未纳入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使得货币供应量的计算结果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另外，我国金融机构推出的“银证通”、“银基通”和“银信通”等业务也影响了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 其次，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凭借良好的信誉，逐渐成为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支付手段。因此随着金融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境外流通的人民币数量将会进一步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漏出效应也同时加剧。 再次，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加快，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愈加扩大，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是大势所趋。在人民币日趋国际化的背景下，央行对人民币的度量和控制将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讨论货币供给可控性的问题实质上是从另一角度讨论其内生性和外生性的问题，货币供给是内生变量，即货币供给模型受众多主体行为影响，实际经济运行对货币供给有决定性作用；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影响巨大；中央银行受制于多方因素，不能单独决定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可控性很弱，货币政策可能无效。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即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可控性很强；同时对决定货币乘数的因素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货币政策是有效的。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控制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增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调控需要适时调整并不断提高调控能力。 众所周知，货币政策是一个长期的，非数量化的目标，它的实施并非是一个现实的量的变化，而是一定程度上质的飞越，因此，我们制定和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就必须找出一个短期的比较精确地数量化的中间目标，这样才能更好得为货币政策的传导和实现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指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有效地影响实际产出，提高就业率等真实的经济变量。是否能够在稳定货币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实质性的效果和作用。要真正科学地评价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对于不同国家不同的国情，再加上在实际经济运行状况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及其他相关价格机制政策互相配合所发生的作用都是难以预料和确切肯定的。 货币政策有无真实效应(是否影响产量和就业)，取决于总供给曲线的形状。凯恩斯把总供给曲线看成是水平的，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使就业和产量增加，但不影响价格水平。因改革开放带来经济持续高增长，到20世纪末我国商品供求状况转变成了买方市场，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始终是一个困扰经济发展的问题，收入的迅速增长，而消费的边际倾向的同比递减，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倾向于把更多的钱存起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社会收入分配的失衡使得中国消费率呈现下滑的趋势。在金融方面，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头等大事，贷款更谨慎了。这意味着总需求曲线向左平移，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下降。从总供给方面来看，由于体制改革、技术进步导致企业效率提高、成本下降、产品价格水平下降。这意味着总供给曲线向右平移，总供给曲线的斜率进一步下降。这样就使我国经济远离充分就业水平(或潜在产出水平)，而接近凯恩斯总供给曲线的情形。在此种形势下，扩张总需求(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