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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养生 　　健康是长寿的先决条件，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他所生活的环境。 　　环境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社会环境和每个人居住的小环境。在环境中，有许多因素每时每刻地作用于人的机体。这些因素，可概括为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的，不仅错综复杂，且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人体借助机体内在调节和控制机制，与各种环境因素保持着相对平衡，表现出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但是人们的这种适应能力是有限的，当有害的环境长期作用于人体，或者超过一定限度，就要危害健康，引起疾病，甚至造成死亡。 　　环境因素自古以来就非常受到人们重视，如《黄帝内经》里就有明确的记载：“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歧伯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若是居住在空气清新。气候寒冷的高山地区的人多长寿，居住在空气污浊、气候炎热的低洼地区的人多短寿。可见，居住地方的水土、气候环境对人体的健康长寿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研究认为，海拔1500～2000米之间的山区，阴离子密集，确实是长寿的地理环境。根据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百岁以上老人有3700多人。这些长寿者大都生活在森林多的山庄和少数民族地区。 　　众所周知，人的死亡主要是由疾病所引起，可是从现在来看，仅仅从治病的途径来延长人类的寿命，潜力是十分有限的。因为近百年来，人类的死亡原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从以往的各种传染性疾病为主要原因，改变为以衰老性疾病为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在现时代，死亡多是因为细胞和组织衰老为直接因素而引起的。就拿人们常见的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及心脏病来说，尽管其发病的直接原因各有不同，但都与细胞和组织的衰老和损伤密切相关。引起这些病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恶劣的环境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早在100多年前，英国医生就发现，在英国，生活在粘土、砖土和河谷冲积土分布区的居民，癌症死亡率很高，而生活在古老、坚硬的岩层区和排水良好的地区的居民，癌症发病率则很低。美国学者也发现，美国的癌症高发区集中在东北部、五大湖周围以及西部沿岸地区。 　　在我国，癌症的分布在大的范围里，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就是在小的范围里，各种癌症也都有自己特有的地理分布。如肝癌的高发区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食道癌高发区主要在北方，其中河南、河北、山西三省交界处的食道癌高发区呈同心圆分布，发病率由中央区向周围逐渐降低。 　　不但自然环境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社会环境同样和人们的身体状况紧密关联。如《黄帝内经》里就指出：“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始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诊治疾病要注意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相传，帝尧时代人们就凿井汲水而饮。春秋战国时期居民中还制订了清洁饮水公约，不遵守者以法律处理。我国考古挖掘的古城遗址遗物证实，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地下已有用陶土管修建的下水道，不仅注意到饮水卫生，而且还注意到保护环境卫生。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也写过《论空气，水和土壤》等卫生论著。 　　十八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时，提出了许多与社会因素相联系的医学课题，促使医学家们去探讨社会因素与人群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关系。1766年，德国人约翰·彼得·费兰克建议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个人和公众的健康，最先提出“医学监督”的想法。1838年德国人捷·埃罗舒提出“社会卫生学”的概念。他指出：人类是凭借着社会才能赖以生存的一种社会动物。他还把卫生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个人卫生，它完全隶属于个人的主动性；一类是公共或社会卫生，它需要采取法律或行政措施。 　　1848年法国人儒勒·盖林第一次把“社会”这个词同医学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社会医学”新概念。他把社会医学分成四个部分：社会生理学－－研究人群的身心状态与它的法律、组织、制度、风俗、习惯等的内在关系；社会病理学－－研究健康和疾病的社会问题；社会卫生学－－研究增进健康，预防疾病的措施；社会治疗学－－制订治疗措施和其他手段对付社会可能遇到的不良因素。 　　1848年，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人诺尔曼指出：“医学科学的核心是社会科学”。 　　本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暴露出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较为突出，社会医学在发达国家为医学界广泛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及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社会向医学提出了许许多多新课题：环境污染造成生态平衡破坏所带来的“公害病”；现代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所带来的意外伤残人的增多；人口老化以及社会现代化所引起的疾病谱的变化等等。 　　总之，由于人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就必须重视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群健康和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