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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对待法律修改 慎重使用新增权力 2013-04-11 09:33:34.0 来源：法律教育网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理性对待法律修改 慎重使用新增权力 ——检察机关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的思考 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修改/检察机关/客观义务/非法证据排除/逮捕必要性 内容提要: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全面增强了检察功能。这对检察机关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此，检察机关应当坚持“两个并重”，重视客观义务；尊重律师权利，维护控辩平等；坚持取供、取证的文明规范；慎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和技术侦查手段；有效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注意逮捕必要性的标准把握及批捕程序改革；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保证最低限度的证人出庭；从法制大局出发，尊重和维护审判权威。 审视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一个重要特点，是全面增强了检察功能。有人说检察机关是最大赢家，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但检察权强化是不争的事实。这与 1996 年的刑诉法修改相比，可以说是最大的区别。[1]虽说刑诉法是一个涉及诉讼资源分配和司法职权配置的法律，各相关主体力争多获诉讼资源，检察系统亦不例外，但本次法律修改对检察权的强化，主要原因并不在几个主体间的“博弈”，而是贯彻中央司法改革加强监督基本指导思想的结果。作为学者，需要提醒权力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因此本文的主题是理性对待法律修改，慎重使用新增权力。 一、刑事诉讼法对检察功能的全面强化 一是增强了侦查权，尤其是增强了强制侦查权，包括强制措施的扩充、侦查手段的扩张和取供条件的改善。原来困扰检察机关的审讯时间太短，口供获取困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传唤、拘传的时间由 12 小时延长到 24 小时；特大贪污贿赂案件，可以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可以决定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二是增强了公诉权，主要是增加了对未成年人可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的诉讼手段。检察机关的起诉权中又多了一项权能，即附条件不起诉权。虽然修正案较之过去的建议在适用对象与条件方面限制更严，但据有关方面介绍，实行之初严一些，是为了防止滥用，如果实行效果好，下一步还可以通过修改立法扩大适用范围。 三是增强了司法救济权。即当事人及其法律帮助者的实体或程序权利受到侵犯，可以向检察机关谋求司法救济。如第 47 条，辩护人、代理人权利受侵犯，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查证属实的，应当通知有关机关纠正；第 115 条，当事人、辩护人、代理人、其他利害关系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损害可以向有关办案机关申诉控告，不能纠正的，向同级或上级检察机关申诉。如查证属实，检察机关通知有关机关纠正。检察机关的这种司法救济权，也是法律监督权，但它与一般的法律监督权不同，它是根据当事人及其法律帮助人的申诉，为保障其程序和实体权利而发动的权力，这在一般的司法制度中属于法院享有的一种权力，因此可以说是法律监督权的一种特殊类型。 四是增强了司法监督权。例如：第一，增强了检察机关对侵犯合法诉讼权利的行为的监督权。包括刑诉法第 55 条规定的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纠正追究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以及根据第 171 条规定，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对其证据收集合法性作出合理解释等。第二，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施监督。第 73条第 4 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三，增强了对死刑复核的监督权。第 240 条规定，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对监外执行和减刑假释实行同步监督。根据第 255 条、256 条及 262 条，对监外执行和减刑假释的监督由过去的事后监督改变为同步监督、事前监督。第五，赋予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权。第 289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等等。 二、检察权的强化使检察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如前所述，96 年刑诉法修改，主调是限制检控权，同时通过建立由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和辩论的审判方式（所谓“控辩式”审判方式）增强法院的中立性、独立性。本次刑诉法修改，按照加强监督的指导思想，全面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使检察机关获得了更好的执法条件。检察工作面临最好的发展时机，但刑诉法修改，是机遇也是挑战。检察机关在被赋予权力的同时，被国家和社会寄予厚望，能不能不负众望，这是检察机关面临的最大问题。而难题在于，检察机关本身担负侦查、起诉的责任，是代表国家的控方当事人，同时，根据法律设计，又要担当程序仲裁者（尤其是审前程序，包括司法监督、司法救济）和诉讼对方的权利保护人。这本身有一定矛盾，而法律要求检察机关鱼与熊掌兼得，这常常使检察机关勉为其难。这个矛盾过去就存在，但现在更为突出。具体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