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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方言 到了光绪末宣统初年，南疆各县及伊犁地区的回族人都比汉族人多。伊犁地区光绪末年有汉族1，600多人，回族4，700多人，与南疆各地的汉回人口格局基本相同。陕西回民作为南疆和伊犁的多数居民，成了中原官话南疆片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省市人民支援边疆建设，各行各业劳动者以集体或个人组合形式陆续来到新疆，形成第三次大规模移民。一些新兴城市、生产建设兵团师部机关及部分团场职工都讲一种类似北京话的普通话。这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在五方杂处，没有主体方言条件下的自然选择。这就是新疆汉语方言的第三部分——北京官话片形成的由来。 历史演变 新疆这片古老而又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塔吉克、俄罗斯等十三个世居民族。这里不仅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三大宗教的交汇地，也是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这世界三大语系的交汇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潜移 默化地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博而又深厚的文化底蕴使这里成为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十分突出，各民族文化交融又并存的文化及语言的百花园。新疆汉语方言就是这百花园内的一朵奇葩。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语言则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多通过语言来表现。语言又是文化的活化石。不同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内涵和外延，以及它们的具体表象和抽象的观念，都可以深深地积淀在语言中，打下很难抹去的印迹，留给后人以宝贵的财富。 　　研究任何一种语言，包括新疆汉语方言，其成果绝不仅仅在语言方面。它还可以为那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民族、人口、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的研究提供实证和相关资料。 新疆汉语的历史足迹 公元前138年、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当时汉民族和汉语就在新疆出现了。公元前104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时，汉王朝就已在轮台设使者校尉，率士卒屯田了。公元前60年，汉宣帝首次在西域设都护府，从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牞开始了中原王朝与新疆在“通”的总趋势下时交融、时对抗、时密切、时稀疏的联系。其中有些政治、军事、民族、经济的冲突，表面上是对抗的，但实际上也从一个方面促进了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 交流，包括语言的交流。 西汉至南北朝——汉语在西域取得一席之地 都护府建立后，新疆正式纳入了祖国版图。都护是西域的最高行政长官，是西域屯田的负责人，代表西汉政府管辖西域36国。都护有权征调各国兵力；调解各国之间的矛盾；帮助维持各国治安；委任基层政权的官吏；管辖驻军和屯田士兵；还要对所属诸国的种族、政治制度、山川河流、道里远近等进行详细调查和记录，并报送汉中央政府。当时，西域“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各国王侯等官职由汉王朝颁发印绶，汉语自然就成了当时官方通行的语言。都护府设置后，分别在今吐鲁番、今轮台、若羌等处开辟了9个屯田区。从内地来的屯田士卒共计18000人。汉武帝时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公主，其后的解忧公主及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都嫁给了西域的国王。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离开中原时，有大批随行侍从人员及护卫人等，这些都是当时为数不算少的汉语群体。 设都护府后，各级官员正式到西域走马上任，屯田士卒的组织也 健全了。从此，新疆开始有了相对稳定的汉语人群。西汉末年，汉人已遍布天山南北，在各屯垦区已形成汉族人小集中的格局。楼兰是魏晋前凉时期汉军在西域的屯垦重镇。“其上层机构几乎清一色是汉人，下属机构中虽已吸收了部分非汉族成员，但仍以汉人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不少僧人也奔走在丝绸之路上。仅北魏去西域取经的僧人就有5000之多。高昌、楼兰渐渐成了汉语言文化区，楼兰“就像内地的小城镇一样”。相对稳定的汉语人群和双语人群，使得汉语在西域语言生活中取得了一席之地。 唐朝 在盛唐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边塞诗代表人物岑参曾两次来西域 供职，写下大量绮丽壮美的诗篇。其中不少描述了大唐汉族官兵与当地少数民族交往娱乐乃至互相学习语言文化的情景。那时边事相对平静。中原官兵常常在一起“坐参殊俗语”——谈论西域不同于中原的风俗和语言。他们还发现了“乐杂异方声”——音乐也受了当地的影响。汉、少数民族官员有公务上的联系。闲暇时也常在一起消磨时光。有时赌博取乐：“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有时聚饮欢歌：“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可见当时部分汉族、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交往过程中有时也可以不用翻译了。“藩王能汉语”从一个侧面说明，唐代新疆汉语的使用范围已从纯汉族及双方翻译人员扩大到了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这种现象并未因朝代更迭而消失殆尽。北宋的供奉官王延德受命出使高昌国时，发现那里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