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加机会主义.docVIP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最初是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20世纪40年代，西蒙详尽而深刻地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现实之处，分析了它的两个致命弱点(1)假定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2)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的。而事实上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西蒙的分析结论使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西蒙指出传统经济理论假定了一种“经济人”。他们具有“经济”特征，具备所处环境的知识即使不是绝对完备，至少也相当丰富和透彻；他们还具有一个很有条理的、稳定的偏好体系，并拥有很强的计算能力，靠此能计算出在他们的备选行动方案中，哪个可以达到尺寸上的最高点。西蒙认为人们在决定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满意”的标准。 以稻草堆中寻针为例，西蒙提出以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两者的差别在于：经济人企求找到最锋利的针，即寻求最优，从可为他所用的一切备选方案当中，择其最优者。经济人的堂弟——管理人找到足可以缝衣服的针就满足了，即寻求满意，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西蒙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准则这两个命题纠正了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一、关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命题 　　作为自利倾向的机会主义不同于一般的自利，区别在于：自利行为受服从和遵守信用的约束，而机会主义不受此类约束。机会主义是指信息的不完整的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指旨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它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实际条件或人为条件的原因，这种情况使得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个人效用函数的不一致和行为的外部性，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个人可以采取欺诈、威胁等不正当手段以谋利。威廉姆森认为，由于某些交易的特殊性使交易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掌握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偷懒、欺诈等手段获取个人利益。不对称性信息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温床，而相应的收益则强化了个人的机会主义动机。 　　机会主义说明人的本性中损人利己的一面是不可避免的，存在机会就会行动。现实中，契约一方利用不对称的私人信息损害他人或组织以获取私利屡见不鲜。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问都会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某些时间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问题在于，人们事先很难知道哪些人在什么时候会以何种具体方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宁愿相信机会主义行为会随时发生。 　　人的不完全理性使资源配置问题或效率问题被机会主义的行为加重了，市场交易活动因而变得十分复杂。如果说有限理性制约了决策最优程度，机会主义则影响他人的最优决策。不同利益的主体需求、信息及资源稀缺性的客观现实、交易中的人都有损人利己的动机，这些都不可避免地要增加交易与合作的谈判次数、增加合同条款、严格检查、监督合同的履行等，这直接关系到交易费用的大小。其中，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与参数的不确定性是外生的干扰，人的机会主义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乃内生的干扰。如果前者我们还有可能计算出各种结果的分布概率，那么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结果的分布概率则无从测算。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行为的不确定性是真正的不确定。可以设想，当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将会对交易与合作的效率带来怎样严重的影响。价格机制不再作为有效解决协调和激励问题的唯一手段而起作用了，现实中的利益最大化、满足程度最大化只能有限地做到。在信息不完备的条件下，使得契约的设计非常困难，效率与时间的损耗不可避免。 二、基于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 和“逆向选择” 行为 　　信息不对称引起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区分为事前机会主义行为和事后机会主义行为。事前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交易各方在签约时利用签约之前的信息不对称或隐蔽信息，交易的一方掌握着交易的某些特性，而另一方却在此无法观察或试验，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如隐瞒信息扭曲信息以签订利己的合同，故意扭曲事实真相、迷惑他人和混水摸鱼。在这种条件下，掌握私有信息的一方就会利用对方的无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被称为“逆向选择”。譬如，如果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率提高时，健康者将不愿投保，而体弱多病者则积极参加人身保险。如果雇主难以判断工人的能力，能力差的工人就会夸张自己的本领。如果顾客无法鉴别质量，劣质产品就会冒充优质产品。如果招工只取决于学历，拥有同等学历甚至假学历的人就会“滥竽充数”等等。逆向选择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