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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玄学 两汉经学 汉武帝独尊儒术。两汉时期，儒学的地位空前提高，尊五经，以经取士。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的学问，是为“经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经学的特点是一章一句地解经，因此叫“章句之学”。（到宋代，才打破汉以来一章一句解经的文风，注重把握总体思想，即义理，故宋学又称“义理之学”。）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 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zhòu亦称“大篆”）文字写成的经籍。 今文经学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结合现实讨论经学，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为代表。 古文经学偏重考证训诂，希望恢复古史真面目，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为代表。 独尊儒术以后，儒学要么脱离生命的实践，流为繁琐异常的考据与章句之学，是为“古文经学”；要么曲学阿世，流为政治的附庸，是为“今文经学”。 一、玄学概况 玄学是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社会思潮，它一改汉代哲学的繁琐和神秘，在思想界吹起了一阵思辨的清风。代表了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主流。 1、玄学兴起的原因 （1）名教和经学的衰微。 名教，即名分教化，是儒家确立的社会的礼乐制度和道德规范。在汉末农民起义的冲击下，不能维系人心。 经学，走向荒诞和烦琐，使人不得要领，解释不了现存的社会秩序。 重振纲常名教，以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最可利用的思想工具就是道家学说；批判名教纲常之最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也是道家的自然无为。 （2）“清谈”之风盛行。 清谈：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士族名流不直接谈论伦理纲常和世间器用（俗事），而是专谈抽象哲思（比较玄妙的本体论和人生观），这种议论被称为“清言”，这样的理论学说被称为“玄学”。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专权，世家大族李膺等联结太学生，结成朋党，抨击朝政。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和残酷迫害活动，并最终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也就是一辈子都不许作官，史称“党锢之祸”。 自“党锢之祸”后，说话稍有不慎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士大夫就用清谈的方式来讨论“玄之又玄”的抽象之理。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 2、玄学的主题 （1）“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再加上《论语》，构成为玄学兴起的基本思想资料。 “三玄”代表着先秦哲学思辨的最高成果。 （2）讨论的主要问题：名教与自然之辨、本末有无之辨、言意之辨。 3、主要发展阶段和派别： 第一个阶段是正始时期（240—249） ，是魏晋玄学的形成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他们试图沟通儒道，祖述老庄，纵横易孔，以“无”为立论之本，开始探讨有无、本末、体用等抽象论题，振起玄风，开启了魏晋玄学。这一时期最为推崇的经典是《论语》、《老子》、《周易》 第二个阶段是竹林时期，是玄学的拓展期。得名于当时非常活跃的 “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这一时期《庄子》取代了《论语》的地位，正式构成了“三玄”。阮籍、嵇康是“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阮籍和嵇康以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将玄学探讨的领域拓展到文学、美学、语言哲学等多个方面，并以自己的生命体证和实践玄学的精神，使魏晋玄学真正成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 何晏，约193—249年前后，曹操继子，曹魏集团的掌权大臣 。“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哲学上主张以“无”为立论之本，提倡“贵无论”。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 王弼（226—249年），中国哲学史上少有的天才哲学家，魏晋玄学最重要的奠基人，魏晋时期思想最深邃的哲学家之一。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微旨略例》、《论语释疑》等。 《世说新语》：何晏欲注《老子》，注释到一半，去王弼处。王弼谈到自己注释《老子》的心得。何晏认为王弼的注释远胜过自己，于是放弃完成一半的注文，改而作《道德论》。 何晏称许王弼：“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第三个阶段是元康时期（291—299），是玄学的成熟期。以裴頠 、向秀、郭象为代表。裴頠从玄学内部修正了“贵无论”的偏差，提出了“崇有”哲学；向秀、郭象主要通过对《庄子》文本的解读，将魏晋玄学发展到极致。对“贵无”和“崇有”进行了总结，提出了“独化”说，而以“名教即自然”作为其社会政治结论。 东晋以后，玄学逐步向佛学靠拢，二者相互利用，终至隋唐，玄学完全被佛学所取代。 二、名教与自然之辨——玄学的社会政治主题（纲常礼法和自然无为的关系）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整个玄学的社会政治主题。“名教”即名分教化，是儒家确立的社会的礼乐制度和道德规范；“自然”则指道家主张的自然无为。 所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纲常礼法和自然无为的关系。 代表性的观点有：王弼、何晏的“名教本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