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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风格浅谈 ——以《红与黑》译本为例 摘要：风格是一部作品的神韵所在，所以再现原文风格是译者应该也必须追求的目标。首先，译者应完全把握原作的风格；其次，在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原作的风格之间，译者需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以期在“信”的基础上，达到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一种动态平衡。 关键词：风格再现，《红与黑》，比较研究 何谓风格 在《翻译概论》一书中，许钧先生将风格归结为“神”的概念：“‘神’在许多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的笔下，又往往可与如下的说法联系在一起：精神、神韵、味、原旨、意义、气势、风格等等”。每一位作家的叙述风格都不尽相同，如梅里美的明快流畅，巴尔扎克的气势恢宏。这些风格构成了作家的独特印记，也是读者辨识他们的标杆。 译界的各个译者对风格的体会和把握见仁见智。翻译界前辈钱钟书先生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里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风味”，我们就可以理解为风格。 傅雷在《致林以亮论翻译书》中提到了“原文的风格”，他对林以亮说：“你不在原文的风格上体会，译文一定是象淡水一样。而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这就是为什么傅雷这么要求自己：“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翻译。”一位负责任的译者，唯有在完全把握原作风格的基础上再进行翻译，才能称得上对原作的尊重，才有可能延续原作的生命。 许渊冲在风格重现上强调“再创造论”，他认为再创造的译文可以传达原作的风格，使人像读原作一样得到美感享受。在许老先生看来，翻译风格有“形似”和“神似”之分，在“形似”的译文和原文内容有所冲突时，翻译只能舍“形似”而取“神似”，这一点与傅雷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举了一个例子，《约翰?克里斯朵夫》文中有一句：“Il marchait sur le monde.”鲁迅译为：“他踏着全世界直立着。”傅雷译成：“他顶天立地地在世界上走着。”许渊冲认为，鲁迅的风格就是“形似”，傅雷风格则是“神似”。关于如何评判两者孰更符合原作风格，许渊冲自问：“哪种更能给人带来美的感受，更能使人愉快？或者说，假如罗曼?罗兰是中国人，他会怎么说呢？”这样一来，傅雷的译文便自然胜出，许渊冲也由此表达了自己的“再创造论”，即发挥译语的优势：“译者与其斤斤计较如何保存原作者的风格，不如尽力使译文能给人美的感受，就像原作一样。” 梅肖尼克将风格奉为至上：“形式，或者风格，并不是附加的、额外的东西，不是附着于内容之上的，它是作品之所以成为作品的一个关键因素。”法国作家福楼拜也说过：“风格就是生命。这是思想的血液。”按照福楼拜这一说法，如果我们的译作再现了原作的风格，那么就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反之，无异于抹煞了原作的精神风貌。风格再现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我们作为译者，在翻译一部作品时，应当也必须把再现原作风格作为己任。 风格可以再现，是基于风格的客观可感性，“作者在语言使用中作用于风格的诸方面，尤其是其独特的遣词造句方式，是具体实在的，是可以感觉和辨识的。”由此可见，译者只有深入到字里行间去把握原作者的意图，才能体现原作的风格。而另外一方面，译者在理解原作的过程中必然受到自己的审美情趣、艺术感受力、文化修养等方面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势必带有自身的风格，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那么在自己的风格和原作的风格之间应该如何取舍呢？在这一点上陈西滢给出了答案：“译者在译书之前，不应当自己先定下一个标准，不论是雅，是达，是高古，是通俗，是优美，是质朴，而得以原文的标准为标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不可能不投入自己的创作个性，如何做到本雅明所说的“逐字逐句的翻译和不拘一格的自由”，不得不说是个很难把握的纬度，这需要译者在正确体会、辨识原作风格的基础上，对“形”与“神”持辩证态度。下面，我们以《红与黑》的几个译本为例，来具体感知对原作风格正确传达的重要性。 《红与黑》中译本翻译风格对比分析 《红与黑》这部世界名著在中国的影响声势颇为浩大，这其中离不开几代译者的智慧和心血。自1944年赵瑞蕻执译《红与黑》以来，其后相继又有罗玉君、郝运、闻家驷、郭宏安、许渊冲、罗新璋等人的译本问世。各个不同的译本可以用许钧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众译家对原作风格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处理方式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各自的翻译观。” 每个译者对《红与黑》的风格各有自己的心得体会。郝运先生在《论爱情》中提到：“我个人从翻译过程中感到司汤达的文章风格是朴实、明晰、严谨。他讨厌华丽的词藻、复杂的修饰语，以及语言表达不清和玩弄比喻等手法。总之一句话是：自然。”郭宏安则认为，《红与黑》的文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