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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指南法理学新增部分 第四章元明清法律制度 第一节 元朝法律制度 立法概况 (一)立法指导思想 1．“祖述变通”、“附会汉法”。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诏书提出“祖述变通”，祖述即“稽列圣之洪轨”，指要考稽成吉思汗 以来蒙古汗国的制度；变通即“讲前代之定制”，是欲参用宋金以来的制度，即所谓汉法。 后一项是忽必烈受汉人儒士影响而形成的。这也基本上是元代立法的遵循。因此而形成的元 代法律，“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是蒙古旧制与汉法的混合物，在 基本制度上是“附会汉法”的。 (1)确立《札撒》的基础地位-----强调蒙古传统法律文化。 在蒙占人对外战争接连取得胜利的同时，蒙古以札撒为中心的法文化也以蒙古草原为十 心向外扩张。早在威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并向金国发动进攻时，他就通过金人受到了汉文化 的影响。公元1211年，成占思汗称帝后不久，接受金朝降将郭宝玉“建国之初，宜颁新令” 的建议，颁布了《条画五章》。就“条画”两字溯源可看出，《条画五章》已受到汉文化的非 常明显的影响。所以翁独建先生认为：“第一，这是成吉思汗一代颁布有系统的法令条画的 唯一一明文记载；第二，这一次的条画颁布是蒙古势力南下，与汉文化接触后，蒙元法律汉化 的起点。” 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的耶律楚材虽然尽力想把中原法文化介绍给蒙古统治者，但从史籍 所载的《便宜十八事》的内容等可以看出，它仍然深受蒙古传统法律文化的束缚。从总体来 说，以《大札撒》为核心的蒙古族的法令习惯仍是最重要的法律。立法明确成吉思汗《大札 撒》的法律地位，使其仍然保持着绝对的权威。“祖训不可以违，神器不可以旷”，对成吉思汗《大札撒》的熟知与绝对服从，已成为各代大汗和皇帝能否取得合法资格的重要依据。 (2)“三法合一”的立法构想----注重法律制度的汉化过程。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现大一统的王朝。初期，其总的指 导思想无非是把其在蒙古地区的政治法律制度推广到中原的广大地区。忽必烈于1260年宣 布继大汗位，在继位诏里明确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表明新政权参用中原王朝的传 统体制以改变蒙古统治者“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局面的决心，并建元中统，更明确地强 调新政权为中朝正统、“天下一家”的地位。统治者认识到其统治重心已经逐步地移向中原 地区，面对的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农业社会，采用汉法对于巩固与稳定以汉文化为主的地区的 统治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加快了对中原传统法律文化的吸收。其时曾提出并论证了 “三法合一”(即“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 一王法”)的立法构想，即以大蒙古国建立以来的祖训、札撒为根本依据，援引以唐宋为代 表的中国传统法制的精髓，参照元建立之前的北方的辽国、金国的各种制度，建立起自己的 政治法律制度。这一时期，蒙古统治者仍然是徘徊两端，因而元代法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未 能取得显著的进步。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元世祖正式改国号为“元”，中经成宗、仁宗，直至 英宗登基，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二月“格例成定……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 至此，有元一代之典《大元通制》最终颁行，它标志着元代的法典基本定型。与《大元通 制》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元典章》，它由地方官吏自行编辑刻印，后由中书省批准在全 国颁行。《刑部》是《元典章》中条格和判例最多的部分，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它开创了 明、清律例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类的体例。有元一代，基本完成了法律制度的 汉化过程。 2. “因俗而治”，蒙汉异制。 元代仿照辽代“因俗而治”办法，在婚姻立法等方面明确规定蒙占人不适用汉法规范。 在司法上由大宗正府掌理蒙古、色目人犯罪案件，也含有因俗而治用意。但蒙汉异制的主要 出发点是保证蒙古人的特权。元法赋予蒙古人在任官、刑罚方面一系列特权，反映了其民族 压迫色彩。 四、行政立法 1、中央机构 元朝为加强国家的行政效能，中央行政机关实行中书省一省制，统揽军国大事，但其内 部设置大大增加，中书令常以皇太子兼领，其下设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 事，他们均称宰相，号称“八府宰相”，中书省下设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等机构 与唐朝大体一致。同时，中央还设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关，但其地位较中书省为低。其余 府、院、监、寺等机构的设置采用金朝体制，与唐宋等大不一样。宣政院掌管宗教和少数民 族事务，地位十分重要，不仅长官的品级高，而且机构庞大，职权很重。 2、地方机构 (1)行省制。元代地方行政机构与唐宋相比最大的变化是行省的设立。行省，或称省， 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元初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后变为常设的固定的行政机构。行省设丞相 为长官，主管一地的政治、军事、财政各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