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与德治论文.docVIP

德 治 与 法 治 [内容摘要] 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 社会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法治、德治作为上层建筑是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法治、德治的结合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二者的组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又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创新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了软硬相佐的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体现了矛盾统一性的关系。[关键词]德治/法治 一、德治与法治的起源 “德治”与“法治”之争在中国与西方很早就有了。在中国，其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与“法家”之争，这两家在治国方略的选择和运用上针锋相对，见仁见智，古代中国的“法治”学说与“德治”学说就诞生在这场纷争的硝烟之中，先秦法家管仲最早的的提出“法治思想”，但先秦法家提出的“法治”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它们之间有共同点：都是用法来治国，但是古代中国法家思想的主旨在于维护君主集权，法律的主要价值在于防止暴乱，“法治”完完全全是统治阶级的一种驾驭人们的工具。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由孔子开创，孟子完善，荀子改造。儒家学派提出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德治主张，他们极力推崇道德教化在社会政治机制中的功能。认为人们经过道德自省和自律，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成为“温、良、恭、谦、让”伦理信念的载体。 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被统治者作为正统思想发扬光大，因此，出现“礼法合一”的东方特有现象，德治超越了法治，法治被包含于德治之中。 在西方，法治与德治最早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就“治国方略”的争论。“法治”这一术语最早由古希腊雅典“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提出，而法治的系统学说最终由政治思想家亚士多德将法治与“一人之治”相对立，首先提出“由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这一问题，然后明确断定：“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在古罗马时代，政治思想家和法学家进一步传承着古希腊的法治思想的历史地位。“德治”最早由柏拉图提出。他精心设计了理想方略。他的德治思想在《理想国》与《政治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并指出：“法律的制定属于王权的专门技艺，但最好的状况不是法律当权，而是一个明智而赋有国王本性的人作为统治者。”在古代西方，法治强于德治，法治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扬与推崇，并受到皇帝、教皇，封建主的拥护（他们用法律来划分各自的权利，避免冲突）。因此，西方较之于中国有着更好的法治传统。 二、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面对法治与德治的抉择，有人认为法律是万能的，只有在法律的完全掌控下，社会才会正常有序；又有人认为道德的作用是强大的，只有道德才能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中，才能治本，由此泛道德主义应运而生。但是现实告诉我们，纯粹的法治是不可行的，而纯粹的德治是不可靠的。首先，在当今世界无论是纯粹的德治或是纯粹的法治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就社会现实而言，不可能每个人都自觉的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事，不可能每个人都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宁愿放弃个人利益。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人们自然的认为他人都会依道德而行事，那么自己一个人的违反并不会造成全社会范围内的混乱，从而大部分人只期待他人依道德行事，而自己却违背道德的要求去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使得少数遵循道德要求的人的行为也变的毫无意义。由此看来，在当今纯粹的德治是一种巨大的冒险，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的极度混乱，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纯粹的法治必然要求有一种无时无处不在的监督工具，即采取“人盯人”的监督模式，那么任何人每天都处于一种监督他人与被他人监督的状态之中，这不仅造成社会生产的停滞，社会资源的浪费，从根本上讲也是与平等自由的法治思想向违背的。其次，任何法律从根本上讲都是一种道德。法治之法应该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实际上法律都是人们对某种道德的确认，道德规范实际上构成了法律规范的源泉。人们将一种道德法律化，或是因为人们认为其极其重要，必须将其上升为法律以突显其重要性，或是因为这种道德自觉遵守的程度极其不理想，需要用国家的强制力加以规制。而且可以说任何一部良法都是一部人类道德的荟粹集。只有具有道德性的法律才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才不是一部缺德的法律，才不会背上恶法的骂名。同时人们也必须认识到法律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本身并非是一个完美无暇，毫无缺陷的。法律的滞后性是法律的致命弱点，任何法律都不可避免的将这一致命弱点展现于世人之前。相比较而言道德就更具有时代性，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及时应变，它能及时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加以调整，并且这种调整也为日后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