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之声牛津大学校长专访.docxVIP

　据悉，去年9月，已有超过800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下称“牛津”）建立了潘迪生牛津大学中国中心（Dickson Poon University of Oxford China Center）（下称“中国中心”），即将于3月初访华的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出席了该中心的剪彩仪式。　去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英期间，总理夫人程虹访问了牛津大学。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出席中国中心揭幕仪式时透露，程虹赠送的一批中文图书和文献资料，将落户中国中心。　牛津大学久负盛名的“罗德奖学金” （Rhodes Scholarship）项目，还是即将开始招生、将于2016年迎来第一批学子的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Schwarzman Scholars）项目的效仿对象。　“罗德奖学金”始设于1902年，在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已培养出超过7000名罗德学者，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在2015年瑞士冬季达沃斯期间，我们采访了牛津大学现任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　在执起牛津的教鞭之前，汉密尔顿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教务长（Provost，美国高校管理层的“二号人物”）。他还是一位知名的有机化学家。　在我们走进牛津在达沃斯临时租用的公寓时，“苏世民学者”的发起人、黑石集团（Blackstone）董事长苏世民（Steve Schwarzman）恰巧从门内走出。对话就从“苏世民学者”开始。　我在进门时看到了苏世民先生，他是否在就“苏世民学者”向你取经？　汉密尔顿：是的。苏世民先生是牛津的老朋友。　他一直在说，“罗德奖学金”所取得的成绩正是他希望“苏世民学者”在中国的环境下实现的，给来自全球各国的青年学者在中国学习的机会。也因此，我的前任的前任（前牛津大学校长）、同时也是前罗德奖学金执行长卢卡斯（Colin Lucas）也在“苏世民学者”的顾问委员会里。　牛津在办“罗德奖学金”的过程中获得的什么经验对“苏世民学者”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汉密尔顿：最重要的一点是让被选入的学者尽可能地多样。“罗德奖学金”是一个很国际化的项目。罗德学者们在日后都成了商业伙伴、事业伙伴、乃至一生的朋友。　“苏世民学者”应该不仅仅致力于让学者们深度接触中国，也应该让他们结识尽可能多样的对中国感兴趣的同伴，比如让美国人结交俄罗斯人。　这也有点像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青年领袖”（YGL）？　汉密尔顿：对，也包括WEF更为年轻化的“全球杰出青年”（Global Shapers）。　坦率地说，这也正是达沃斯的一个主要目的：发展人际网络，搭建关系，借此寻求合作或是寻找职业机会。　牛津与中国　牛津在去年揭幕了中国中心。在此之前，牛津与中国有怎样的交集？　汉密尔顿：牛津与中国的交集已有超过400年的历史。1602年牛津就开始在著名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钱钟书将之译为“饱蠹楼”）收集中国卷本和书籍。那时全牛津还没有一个人能读中文。　直到80年之后，才有史载的第一个中国人踏上英国国土——那时还不是 联合王国（UK），而是大不列颠王国（GB）。那位中国人名叫——我的发音可能很差——Shen Fuzhong，他来到牛津，翻译、编制了的文献资料现在已经成为可观的牛津中文藏书集的一部分。　所以说，牛津很早就知道中国会变得很重要。　现在设立中国中心的目的何在？　汉密尔顿：我们在4个月前举行了一个揭幕仪式，威廉王子出席并剪彩，他原计划带凯特王妃一起来，但是恰巧那一天凯特王妃因怀孕不适入院了 ，我们所有牛津人都有点失望，但是有威廉王子出席仍然很不错。　我们建立这个中心是为了使之成为所有在牛津作中国相关学习、研究的师生的“根据地”。牛津总共有超过100名教员在作与中国相关的研究，覆盖语言、文学、文化、考古、经济、政治。这个中心现在也举办很多的小型研讨会，其内设的能容纳6万册书籍和文献的图书馆也收藏着牛津中国藏书集的一部分。　对我们来说，这个中国中心不仅让我们研究中国的努力变得更高效——因为人们可以在那里集中交流，而且它还带有很强的信号意义：向世界展示——我希望它也向中国展示——牛津是一个致力于深入理解中国，参与“解读中国”的大学。　在所有的历史背景下，这一使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北京或上海设立这样一个中心是否更容易实现这一目标？重回牛津担任校长前你曾是耶鲁大学的教务长，耶鲁去年就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中心。　汉密尔顿：牛津在中国已经有一些中心，2009年我刚成为牛津校长时，我的第一组活动之一就是到中国访问，与中国时任卫生部长陈竺一起为“中国牛津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剪彩。　2年后我再次到北京，为新设立的“中国牛津科学技术中心”揭幕，该中心与“大裤衩”，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