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与京津协冀同发展.docVIP

经济新常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于刃刚 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征与对策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提出要认识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一）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新”体现在三点，一是经济增长速度由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増长；二是产业链和价值链将从低端转向中高端；三是与此相适应需要有新动力。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是“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性政策的消化期在同一时间重合出现。叠加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明显的下行压力。 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实现“双中高”即“中高速”和“中高端”必须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开启“双引擎”。“双引擎”是既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新引擎；又要改造传统引擎。 要适应新常态，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四大挑战： 一是钢铁、水泥、造船等制造业面临严重产能过剩，制造业要“去产能化”；二是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金融要“去杠杆化”；三是房地产业调整引发阵痛；四是环境面临“去污染化”的重大压力。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原有经济发展模式长期积累引发的结果。一方面，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2013年美国的GDP为16.5万亿美元，中国为9.4万亿美元，日本为6.2万亿美元。我国的外汇储备已占世界第一位。目前我国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3年达4.16万亿美元)。2013年4月30日世界银行发布《购买力平价与实际经济规模----2011年国际比较项目结果摘要报告》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到2014年底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我国官方和学者都不认可这一说法。即便是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也已给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带来了巨大变化。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截止2013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超过6300亿美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以人民币计算，2013年我国GDP增长49523亿元，按当时汇率计算，中国2013年GDP增量折合为8185亿美元，而据IMF估算，土耳其2012年GDP总量为7882亿美元。2012年土耳其GDP总量排在世界第17位，落后印尼一位，后者2012年GDP为8785亿美元。即我国一年的经济增量就超过了土耳其这样的中等国家，并将很快超过印尼。我国2014年经济增长7.4%，那么我国这两年的经济增量之和将大致等同于澳大利亚经济总量，其2012年GDP为1.54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十。在这样大的基数基础上已很难再实现高速增长。（我国GDP2014年为63.4万亿人民币，超过10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为17.6万亿美元） 从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按这个目标计算，保持每年7%以上的增速也已足够。 另一方面，我们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传统要素及消耗环境容量才取得今天的成绩，这种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目前我们正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期。 此外，为了应对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当时推出以“4+10”万亿元即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与一年超过10万亿巨额信贷投放为代表的刺激性政策；现在我国已进入“前期刺激性政策的消化期”。 (二) 适应新常态，要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 一是从“只盯增速”转变为坚持“区间调控”，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防通胀；加大调结构、促改革的力度。 二是从“事后救急”转变为保持“底线思维”，调控更前瞻。新常态下，一些不确定性风险开始显性化，出台任何调控措施，都应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在地方债务、网络金融、影子银行，甚至在公共投资领域中，提升风险防控意识。 在一个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速都易变的时期，最好的办法就是底线管理、区间调控，即一方面要守住就业底线和通胀底线，另一方面还要守住风险底线。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取得巨大成绩，但也进入拐点，必须转型升级。实现顺利转型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三是从单一需求管理转变为引入“供给管理”。 新常态下，宏观调控不仅要关注速度的短期变化，更关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等更为长期的目标，更加注重挖掘中国经济长期动力的供给管理。 党中央、国务院在完善需求侧调控的同时，更为精准地在供给侧做文章，实行供求结合的调控方式。政府的手缩短了，企业的手延长了，调控与释放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