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学派”的形成特征及走向.docVIP

台湾“鹅湖学派”的理论渊源、代表人物及义理走向( 程志华( 摘 要：现代新儒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三大思潮之一。就这一思潮的发展来看，牟宗三以其“道德的形上学”将其推至高峰。在“后牟宗三时代”，“道德的形上学”能否延续下去成为一个迫切且现实的问题。自上世纪后半叶始，以《鹅湖》、《鹅湖学志》主笔群即牟门弟子为主体，在台湾形成为一个当代的“鹅湖学派”。这个学派继承宋代“鹅湖学派”的学术精神，接过牟宗三哲学的“香火”，将现代新儒学继续向前推进。就义理来讲，这个学派诸学者既有共性的主张，从而使其形成为一个学派；也有不同的主张，从而表征出不同的义理走向。对这样一个学派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梳理牟宗三哲学的迁延脉络，亦可为现代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下步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台湾“鹅湖学派” 理论渊源 代表人物 义理走向 在历史上，宋代曾出现过一个“鹅湖学派”：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二人鹅湖，被称为鹅湖学派。，这是一个以“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和“鹅湖人文书院”为中心、以《鹅湖》月刊和《鹅湖学志》半年刊和《鹅湖学术丛刊》主笔群为主体的群体。这个群体多为牟宗三的弟子或私淑弟子，且其问题意识多来自于牟宗三哲学，故又可称为“牟宗三学派”。这个学派继承了宋代“鹅湖学派”自由论辩、切磋砥砺的传统。他们除定期举办“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鹅湖学术论文研讨会”外，还致力于儒学的民间讲习活动，推动学术走下学术殿堂，深入民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精诚努力，台湾“鹅湖学派”已然成为当代新儒学的重镇。因此，对这个学派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梳理牟宗三哲学的迁延脉络，亦可为现代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下步发展提供借鉴。 一 在20世纪20年代儒家思想主导地位会通西中国文化的现代。接着宋明理学讲，看作中国的核心同时，他们主张，只有在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尽管有其长处，但其只是“枝桠”，中国文化才是“根干”；“枝桠”若不“嫁接”于“根干”上，不仅不能够存活，更谈不上发展。熊十力说：“西洋人如终不由中哲反己一路，即终不得实证天地万物一体之真，终不识自性，外驰而不反，长沦于有取，以丧其真。……中西文化宜互相融和，以反己之学立本，则努力求知乃依自性而起大用，无逐末之患也。”因此，他们主张“返本开新”：所谓“返本”，指以“心性之学”为本，即崇儒尊孔谋求儒学现代思想不同，亦与保守主义不同。后来，这个思潮被称为“现代新儒学”；上述三人因对这一思潮有开拓之功，而被称为儒学的“现代三圣”。 不过，“现代三圣”的学术主张并不尽相同：马一浮所禀持的是经学的路子，梁漱溟所禀持的是文化的路子，而熊十力则开拓出一条“哲学化”的路子。之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继承乃师熊十力的理路，致力于推进儒学“哲学化”的进程。1958年元月，为回应西方学界对儒学的偏见，表明自己对中国学术的见解，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联署《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一文，同时发表在《民主评论》和《再生》两期刊上。此《宣言》即是被学界所熟悉的“现代新儒家宣言”。《宣言》否定“全盘外化”的主张，提倡“同情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其有言：“我们可以说，对一切人间的事物，若是根本没有同情与敬意，即根本无真实的了解。”在他们看来，不能因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而认为中国文化为“已死”的文明，其实“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中国文化虽有缺点，但亦有许多优长之处。能否对此予以正视，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也关乎到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历史地看，《宣言》的发表不仅被认为是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形成的标志，亦被认为是整个“现代新儒家”形成的标志。对此，刘述先曾将上述两代新儒家之贡献分别以“元亨利贞”之“元”和“亨”称之。他说：“当代新儒家哲学始于熊十力的形上学与宇宙论，这相当于濂溪之‘元’。唐君毅、牟宗三似二程，奠定了这一门学问的基础，或者可以说是‘亨’的阶段。” 在上述两代现代新儒家学者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当为牟宗三。牟宗三的哲学是一个“道德的形上学”体系，核心是以“良知”为核心的本体论。在他看来，“良知”本体包括三个“我”：一是“物自身的我”，是知体明觉之“真我”，由“智的直觉”以应之；二是“心理学意义的我”，是“现象我”，由“感性直觉”以应之；三是“统觉我”即“认知我”，由“形式直觉”以应之。三个“我”虽各不相同，但最终都统一于“物自身”之“真我”：“真我”是“智的直觉”之自视的“我”；“现象我”是以“感性直觉”应对“真我”时所起现的“我”；“认知我”则来源于“真我”之“自我坎陷”，它以“形式直觉”应对。可见，牟宗三虽然在本体层面给“现象我”和“认知我”以确认和安顿，但它们并不具有独立地位，而是“统摄”于作为本体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