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律到唐律的变化看齐儒学对中国刑律的影响.docVIP

从秦、汉律到唐律的变化看齐儒学对中国刑律的影响 作者：陈红太 摘要： 从秦、汉到唐，中国刑律发生了从法治到礼教、重刑主义到恤刑主义、法不阿贵到刑分等级的变化。这些变化实质是在齐儒阴阳学的主导下完成的。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把刑罚的作用置于礼教的从属地位。秦律奉行的重刑主义，在后世至唐的立法中逐渐被废止。秦律在法律适用上虽然做到了“刑上大夫”，但对各种犯罪仍然规定“同罪不同罚”。汉文帝后，“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逐渐复活，到唐律形成“议、请、减、赎、当、免”完整系统的法律适用体系，使礼治的“亲亲”、“尊尊”在律法中得到了更彻底和全面地体现。汉以降，侵害父权和孝道成为刑律重点惩戒的对象，但实质是维护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关键词：秦、汉律 唐律 重刑主义 恤刑主义 一断于法 刑分等级 皇权至上 齐儒学 作者简介：陈红太（1956—），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中外政治制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关于法治到礼教的变化 秦、汉律的蓝本要追溯到战国时代魏文侯时李悝著的《法经》。《晋书·刑法志》云：“是时（指魏明帝定魏律前）承用秦、汉旧律。其文始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1]……商君受之以相秦。[2]汉承秦制，萧何定律。”《汉书·刑法志》有这样的记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3] 瞿同祖先生在论述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时对秦、汉律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表述：“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定，纯本于法家精神。”他认为，随着周封建制度的衰落，法家应运而生，为国君所重。“这些法家在政治上即占优势，当时各国法律多由此辈制定，其所拟定之法律即法家平日所鼓吹之主张。李悝之《法经》，商鞅之秦法，固不待论，即萧何所制汉律亦全袭秦旧，为法家一系相承之正统。”[4]不过瞿同祖先生也指出：“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汉律虽为法家系统，为儒家所不喜，但自汉武标榜儒术以后，法家逐渐失势，而儒家抬头，此辈于是重整旗鼓，想将儒家的精华成为国家制度，使儒家主张籍政治、法律的力量永垂不朽。汉律虽已颁布，不能一旦改弦更张，但儒家确有许多机会可以左右当时的法律。”[5]瞿先生的这一论断，得到学界一些学者更为详尽的论证。徐世虹的研究表明，汉儒学虽然在汉中期取得统治地位，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已经确立，但作为正典的汉律仍秉承秦律的框架和规范，尚没有把汉儒学的礼教思想和主张贯彻到刑律的具体的条文和规范之中。不过在诏令和刑律的司法解释中，汉儒学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得到比较好的和充分的体现和贯彻。[6]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两汉之时虽颇以经义折狱，又议论政事，解释经传，往往取儒家教义，与汉律之文比傅引申，但汉家法律，实本赢秦之旧，虽有马、郑诸儒为之章句（见晋书三十刑法志），并未偿以儒家经典为法律条文也。” [7] 两汉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的刑律由汉九章律经魏律、晋泰始律、北魏正始律、北齐律、隋开皇律的增改，[8]到唐律发生了具有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这个变化，宋代著名学者叶大庆在其《考古质疑》中说：“及唐律出，后世咸以为善”，“律准乎礼，旨要而文简”。《明史·刑法志》也说：“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唐律疏议提要》中也说，“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 张晋藩先生指出：唐律在礼与法的结合方面已臻成熟和定型，可以说一整套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评价。透过唐律可以发现礼与法的内在联系，可以体验礼是溶化于法的，可以印证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二者互补而不可分的关系。如同《唐律疏议·名例》中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典范。[9] 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和“刑罚为政教之用”作为唐代立法的原则，已成公论，[10]有的学者用“德主刑辅”、“礼法并用”来表述[11]。不过，唐初太宗及其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与董仲舒的思想相同，主张“任德教而不认刑罚”，这与“礼法并用”是有区别的。[12]对“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句话的理解，也不能把德礼和刑罚并列，或仅有先后之别。刑罚只是德教中的一个环节，或德教的一方面体现。或者说，刑罚是德教中的刑罚，刑罚必须符合德教的礼义，即荀子所谓的“义刑”“义杀”是也。[13]对唐初刑律主导思想的这种认识，可以在唐人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这本记载唐太宗和群臣问答录中得到证明。唐太宗在贞观元年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