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赏《点石斋画报》供参习.docVIP

创刊于1884年5月8日，终刊于1898年8月的《点石斋画报》，十五年间，共刊出四千余幅带文的图画，这对于今人之直接触摸“晚清”，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个不可多得的宝库。正因如此，近年学界颇有将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的。尽管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尚未大批面世，但不难感觉到春潮正在涌动。 伴随着晚清社会研究的急剧升温、大众文化研究的迅速推进，以及图文互释阅读趣味的逐渐形成，《点石斋画报》必将普遍站立在下个世纪的近代中国研究者的书架上，对于这一点，我坚信不疑。研究思路可能迥异前人，可对于这批文化史料的价值之确认，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分歧。 　　作为晚清西学东渐大潮中的标志性事件，《点石斋画报》的创办，涉及诸多至关重要的领域。首先，它开启了图文并茂因而可能雅俗共赏的“画报”体式，这既是传播新知的大好途径，又是体现平民趣味的绝妙场所，日后大有发展余地。其次，“画报”之兼及“新闻”与“美术”，既追求逼真，也包含美感，前者为我们保留了晚清社会的诸面相，后者则让我们体会到中国美术的嬗变。再次，“画报”之兼及图文，二者之间，既可能若合符节，也可能存在不小的缝隙，而正是这些缝隙，让我们对晚清的社会风尚、文化思潮以及审美趣味的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最后，那些并非无关紧要的图中之文，对于我们理解晚清报刊文体的变化，同样也不无意义。 　　至于百年来诸多文人学者对此“遗迹”之追摹、怀念与凭吊，则从另外一个侧面，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晚清独特的文化景观。 　　一、 新闻与石印 　　百年后重谈《点石斋画报》，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是否还将其作为“中国最早的画报”看待。对于三十年代以前的国人来说，这俨然已成定论。可史家的介入，使得问题复杂化了。争“第一”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这涉及到对于“中国的画报”特色的理解，以及诠释《点石斋画报》之策略，故不敢轻易放过。 　　1920年上海《时报》出版《图画周刊》，此后，石印画报逐渐被淘汰，中国画报进入了萨空了所说的“铜版时代”。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点石斋画报》，并没有迅速被世人遗忘。除了鲁迅等人曾不断提及外（详见下文），1926年创办于天津的《北洋画报》，更在第六卷的卷首号刊出武越所撰的《画报进步谈》，将《点石斋画报》作为中国画报的“始祖”来表彰： 　　在吾国之谈画报历史者，莫不首数上海《点石斋画报》。是报创始于四十四年前，其时初有石印法，画工甚精，极受时人欢迎。去此以前为木刻时代，在吾国未必再有画报者也。 　　这里强调“石印”的重要性，称“木刻时代”不可能有画报，虽系直观感觉，未经详细论证，却也值得认真重视。因此后的许多争论，恰好在于如何看待这一新的技术手段。 同样看重“石印”技术的张若谷先生，在《纪元前五年上海北京画报之一瞥》中，理所当然地强调《点石斋画报》的开创性意义： 　　中国报纸上最初所印的画图，都是不出乎历象、生物、汽机、风景一类的范围，图画都是用铜版镂雕的，费钱很多……到了纪元前三0年间（光绪初叶），石印术流行起来，才开始有关于时事新闻的画报出世，最著名的有纪元前二十八年（清光绪十年，即公元1884年）出版的《点石斋画报》等。这个时期的画报，还偏于书画美术方面，图画的题材，也只以社会风尚为对象。 　　称《点石斋画报》只以“社会风尚”为表现对象，以及指责其“无关国事大局”，应该说是很不准确的；但从费钱多少，将“铜版”和“石印”对立起来，可以帮助理解“画报”的生产过程以及流通方式。 　　不过，张若谷的说法，当即受到胡道静的挑战。在《最早的画报》一文中，胡先生称上海通志馆已经收集到若干份创刊于1875年的《小孩画报》，完全可以解答戈公振、萨空了等只闻芳名未见踪影的困惑。而在《报坛逸话》中，胡君说得更为明确： 　　最早的画报为上海清心书院所出的《小孩月报》，其次为《瀛寰画报》，第三为清心书院所出的《画图新报》，第四才挨到《点石斋画报》。 　　胡君的考证，言之凿凿，此问题似乎已是板上钉钉，无可争辩；可在我看来，还是颇有商榷余地的。 　　其实，萨空了撰文时已经耳闻《小孩月报》等的存在，可依旧推《点石斋画报》为“中国画报之始祖”。理由是，“惟此等画报（指《小孩月报》--引者注）流行似不如《点石斋画报》为广，迄今日已不易觅得，故不为人所知，而使《点石斋画报》得膺中国画报始祖之荣名”。 　　既是追根溯源，就应该以时间先后为第一要素，而不该考虑其是否流行。萨君的辩解，用心良苦，可有悖考据学的基本原则，故很难被历史学家所接受。倒是另外一个同样对版本学有特殊兴趣的学者阿英的意见，值得认真关注。 　　在《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中，阿英承认《小孩月报》等创刊在先，可对其“是否能称为中国最早的画报”则表示怀疑： 　　因为《小孩月报》，实系一种文字刊物，附加插图，目之为画报，是不大适当的。《瀛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