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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繁荣文化的关键是以人为本 　　即将提请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仅题目就令海内外舆论充满期待，因为它包含了“只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只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就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样两个逻辑命题。此命题的正确性，早已为大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所证明。 　　由于新中国创建以来“左”倾指导思想的长期浸润和一系列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斗争”与“运动”，迄今为止，有一种隐性价值观念在大陆体制内仍大有市场，即认为：“文化就是意识形态”，对于文化问题，必须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严格把关，否则，民众的思想就可能被搞乱，中国就会乱起来。持有这种价值观念的人，一般都自认为是忠贞不二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党站岗放哨、守土有责的忠诚战士。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丝毫没有意识到，把文化、文艺创作等个人精神创作活动划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管理范畴，恰恰是以“反右”、“文革”为代表的、导致国家内乱的左倾指导思想的标志性产物。什么“利用小说反党是―大发明”啦，什么“长期以来，思想理论文化界存在着一条又粗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啦，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的荒谬怪论，虽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个决议”彻底否定，但并不意味着它对几代人横行几十年的影响已经一朝肃清。而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如果不能拨乱反正，转变思路，就不可能真正跟上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的改革开放大方向，也就难免左顾右盼，踯躅蹉跎，直至在潜意识中总会质疑执政党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理念下推动的文化环境的宽松，包括网络监督的兴起、舆论尺度的放松等措施，认为它们会动摇政权的基础。 　　这些人没有看到，时代早已发展了，晚年毛泽东所用的“那套马列主义的做法”早已行不通了。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对信息的封锁已经只是一种奢望。当民众感受到政府允许传播的信息不完备时，他们有足够手段从其他渠道获知真相。此时，被严重伤害的，必然是政府的信用和权威，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是执政党最重要的执政基础。这种情况下，即使仅仅是出于维护和巩固统治，政府在文化领域要做的，也不再是管住人们的头脑和嘴巴，而是必须尽可能满足民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满足民众需求的同时，执政党就能自然而然地赢得民众的认同和拥护。所以，无须过多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相反还要尽量淡化这种属性，尽力挖掘和发挥文化的产业属性，这样，才能实现满足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目标。 　　而要挖掘和释放文化的产业属性，就必须充分重视文化产业的特殊性。与其他产业不同，文化是“人”的产业，决定文化竞争力的根本要素是人不是物，是人的创造力与独创精神。因此，要发展文化产业，必须以人为本，为人的创造性之孕育和发挥，提供充分条件，扫清一切障碍，尤其是体制性的阻碍。 　　既然文化本来就不该承载那么多的意识形态功能，政府就更没必要过多干预。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等重大敏感问题，政府对文化大可以全面放开。这样，才能为文化创作提供所需要的环境。 　　文化创造多是个人行为，人的创造力的培育和发挥，需要宽松、自由的环境，需要个人拥有足够的思想、精神自由空间，需要对多元、尤其是对看似“异端”的容忍。只要不是宣扬反对执政党、分裂国家、恐怖主义等内容，对各种不同声音应有足够的宽容，对文化人的“管理”应该尽可能宽松。只要信息可以自由流动，思想就不会造成真正的伤害。对文化的管理宜采用较其他产业更为宽松的方式，应以不违背宪法作为容忍的底线，不能滥用行政手段对文化横加干涉，更不能以言论、思想陷人人罪。只有在一种没有压力、鼓励不同表达的氛围下，人的创造力才可能达到高峰；无论演艺、娱乐、动漫、游戏、传媒出版和网络影视等领域，才有可能孕育出杰作。为什么如茅盾、巴金、曹禺等文化大师，在建国后就再无传世之作？为什么当代中国无大家？概源于人的创造力的孕育和成长，最害怕约束与禁锢，最需要自由、宽容、多元的环境，在这方面，中华民族的教训已经太多，太深刻。 　　作为一项产业，文化产品的好与坏，需要不需要，其标准不应该由少数官员坐在办公室内，根据意识形态或管理的需要来制订；而应该由成千上万富有创造力的文化从业者，依托市场机制，根据民众的需求来确定。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所指出的，“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关键是要以人为本，从人（产品的需求方）的精神文化需求出发，为人（产品的供给方）的创造力之孕育、成长和发挥提供充分的条件与空间。这就需要管理层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在文化的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和开放格局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