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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慈善事业是否步入冰川季？ 　　自“郭美美事件”引发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后，大陆的慈善组织连续曝出丑闻。先有中国红基会陷入“千万超声刀”迷局、中华慈善总会卷入“尚德诈捐门”，后有中国青基会和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中非希望工程”疑云等。近日再次曝出对沪上静安大火善款去向的质疑，事故后各界捐款4480万元，一年后只有约420万元发放到受灾者手中。至今，多数质疑均未得到相关机构的明确释疑或答复，事件仍在发酵中。这种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这类官办慈善组织收到的捐款大幅锐减。民政部统计显示，今年6-8月各慈善组织收到的捐赠款，与此前三个月相比，降幅高达86%。相关部门如再无猛药纠偏，大陆的慈善事业很可能步入冰川季。 　　大陆的慈善组织遭遇信任冰川，并非一日之寒。虽然过去大陆慈善也有过万元餐费、善款挪用、企业诈捐等质疑，但影响和颠覆力都不像今天这么猛烈，这么一发不可收拾。一旦公信力的大坝真正坍塌溃决，再想填堵修漏可谓难上加难。 　　对大陆慈善问题的讨论已近10年，很多道理都显而易见。诸如慈善机构与行政部门的官民界限不分，落实善款之用的基层组织匮缺，监管机制模糊，追责机制阙如，捐助信息缺乏公开披露，中间评价机构缺失，善款流通成本过高等，都是目前慈善存在的明显弊病，也正是这些因素限制了大陆慈善事业的发展。 　　出现诸多病症，根本原因还是官方对慈善事业的垄断。在本轮慈善危机中，打破垄断也几乎成了舆论一致的呼声。虽说“郭美美事件”后，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很快表示，民政部门将放开对公益慈善等三类组织的登记，但由于没有免税资质等后续政策的跟进，对民间慈善组织处境改变依然很少。应当说，现代慈善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非政府性质，它是公民出于自愿原则而开展的一项事业。慈善垄断不仅影响到政府权责的定位，如果政府对慈善干预过多，还会影响到慈善组织的积极性，让很多捐赠感到一种来自权力的压力，出现逼捐或“被慈善”的情况，从而伤害捐赠者的由衷热情。最近上海某中学就曝出报名的同时，还需交纳80元的红十字互助金，引来很多家长和民众的不满。 　　当然，慈善垄断与没有统一的慈善立法，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一方面官办慈善机构形成了今天慈善业的利益集团，阻碍了慈善的立法进程；另一方面由于慈善立法的停滞，也导致慈善垄断难被打破。大陆虽有像《红十字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零散的法律法规，但因缺乏慈善法的统一整合，使得很难从法律上明确捐款人、慈善组织和监管部门的权利和义务。这也导致大陆始终把慈善的主体定位于官方，而非民间。政府权力因可用善款弥补财政的不足，对这种严重滞后的立法现状，也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使不同主管部门之下的慈善机构性质和运行规则迥异，自然难以获得社会公信力。一旦这种公信力的缺乏形成社会共识，对依靠募集善款才能生存发展的慈善机构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 　　现代慈善源起于美国，不只包括钱财物的救助，还包括改善人的精神、教育和环境等各种公益行动。在西方社会理念中，慈善属于市场分配后的“二次分配”，与纳税及公共福利具有同样性质，所以政府通过免税及一系列制度安排，来鼓励民众和民间组织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美国早在2007年，慈善捐赠总额就超过了3000亿美元，其中来自民众个人的捐赠超过了80%。有研究文章显示，美国慈善捐款中，大多来自于民众每月数美元、数十美元的小额捐款，而捐赠对象则为120万个各类慈善机构和35万家教会组织，再经由它们在妇幼保护、老人服务、扶助贫困、就业移民、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预防犯罪等各领域发挥作用。而13岁以上美国人，50%每周会主动付出4个小时来从事志愿服务活动。可见，美国慈善绝非只是企业和富豪的游戏，民众才是美国慈善业的主体与动力。 　　美国除了有规范的法律与税收减免政策来激励民众对慈善的热情，更有保障慈善组织运行的约束机制。美国对慈善机构的监管分为四层：一是政府的立法和监督；二是独立的第三方评估；三是媒体和民众的监督；四是同行的互律、内部结构的自律及相应的财务审计。 　　正因为有规范的法律、慈善机构的民间性和独立性，才促使了美国慈善机构透明、公开、高效的运行。 　　而中国大陆目前的慈善垄断和立法现状，显然使民众无法监督慈善机构，更不可能通过法律途径来问责慈善机构，这是导致慈善公信力危机的根源。所以大陆的慈善机构要重新获得民众的信任，政府必须对民间慈善机构给予明确的法律信任和政策扶持，保证慈善组织有充分的独立性和民间性，让慈善行业内部呈现一种官办和民办公平竞争的态势。应当说，政府信任民间组织，是现代社会对政府公共德行的要求。信任是实现一切稳定的基础，只有政府权力向社会释放了信任的信号，才能主动促进社会的互惠合作和民众参与，促进民众与民众、民众与社会组织、民众与政府的互信与合作，这种信任也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