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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学研究应建立共同语言 　　在以《西化与化西――中国文学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为题的对话中，方铭教授认为当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所引进的西方文学体系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是不利的，会破坏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但笔者认为不然。正如王锺陵教授所言，国别文学史的产生是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的。随着现代化在各国的启动，各个民族国家的互相比较与借鉴，民族观念与世界观念同时在发展[1]。中国因闭关锁国等缘故较晚才加入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是先发展了近千年的民族观念，持有世界观念的时间并不长，因此我们会看到这两种观念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形成的对立。 　　这一对立首先体现在文学批评话语的选择上，中西所使用的完全是不同理论体系的话语。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是描述性的，语义相对模糊；而西方则更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二者不能完全对应。在《中国正统文学观念》一书中，彭亚非先生就曾阐释过我国文学“本土原生态的本义性”，他认为“中国古代一以贯之对自己的文学活动进行描述与评说的种种观念和用语，在现有的西方理论形态或现代理论形态中找不到相应的或完全对等的概念，是因为这些观念和用语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活动和文学经验的独特性，并因而揭示了不曾为西方或现代文学理论所察觉、所认识到的某种文学本质和文学属性”[2]。而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研究“西化”的“简单化”“教条性”批判，实际上也是基于对中国本土的“诗文评”碎片化描述的偏好。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本土文学的一些独特理念，在与西方文论对接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偏差。但是中国文学要想真正融入世界文学研究体系之中，就不能再次“闭关”，而是要从异中见同，与以西方文学理论为主流的世界文学研究建立起共同语言。朱光潜先生曾把王国维先生的“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解释为近代美学的“移情作用”[3]，从而将中国文学中的“物我合一”思想与西方美学中的“直觉”观联系了起来；曹顺庆先生也曾将中西方诗学中的“妙悟”与“迷狂”，“风骨”与“崇高”这两组概念进行过交叉比较[4]。他们的观点虽然遭到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否定，但却都是贯通中西的伟大尝试，也是我认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未来应该走的道路。 　　其次，在学科体系的划定上，中国文学的外延并不明确，发展初期往往具有文史哲不分的特点，如果按照西方的文学观念梳理中国文学史，很多作品都会被划到文学范围之外。以“魏晋文学自觉说”为例，1920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其《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国文学的自觉应始于魏晋。其后鲁迅也称“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谓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5]。“文的自觉”一说由此被广为接受。这一观点是将外国文学的划分标准代入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他们以为只有纯粹的文学方为自觉的文学。其实不然。即使到了鲁迅的年代，“为艺术而艺术”也只是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支流，“为人生”和“为社会”的主张仍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思想。再往前回顾，则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关于“文道关系”的种种辩驳。因此，所谓“自觉了的魏晋文学”，就只能算是千年来文道相互制衡发展中的一湾浅水而已。 　　自先秦文学起，评论家就已经将其分为了以《诗经》为首的现实主义流派和以《楚辞》为首的浪漫主义流派。孔子谈《诗经》时，称其为“思无邪”，朱子则注曰：“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致，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6]两人都肯定了《诗经》的教化作用，但是否它就完全没有“艺术”的成分呢？显然不是。从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到朗朗上口的节奏韵律，《诗经》的文学性是不言而喻的。与之相对的《楚辞》固然是文风瑰丽，意象叠出，充分展示了诗人内心的矛盾，但不能说它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典型。因为屈原的作品背后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寄托的，诗歌的艺术水准并不是他所首要追求的。无论是《诗经》的艺术性，还是《楚辞》的政治性，都不是作者无意识中的产物。相反，它们都是作者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苦思才最终形成的。由此观之，艺术与政治、文与道从源头起就是相辅相成而自觉出现的，因此其中单独一方的“自觉”论就无从谈起。 　　关于《诗经》和《楚辞》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齐梁时代的学者沈约曾在其《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写道：“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司马） 相如巧为形似之育，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曹植）、仲宣（王璨）以气质为体，业标能搜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幕习。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此外，被批为“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宋玉，其作品也被魏晋文人所广泛接纳和学习。可见魏晋文学也是受到了之前所谓“不自觉”的文学的影响，但在这种影响之下，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却只达到了“华丽好看”的境界，于思想方面鲜有继承，此类状况的出现和当时的作家群体有着很大关系。魏晋文人一部分是门阀贵族的后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