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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考：中西义利观之比较与现代运用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不再耻于言利，而是积极主动地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对利的过分追求导致人们的道德水平日益下滑，针对这一现状，本文通过对中西义利观的比较，分析二者的优缺点，旨在为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提出粗浅的建议。 　　关键词： 中西义利观 比较 现代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不再耻于言利，而是积极主动地追求物质经济利益，在促进物质生产发展的同时，精神出现一定的失守现象。为了个人、小团体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国家的利益，甚至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如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煤矿坍塌事件等），各种道德滑坡现象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定位有关义利观的各方面问题。本文通过比较中西义利观的异同，取长补短，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见解。 　　一、中西义利观的不同 　　1.中西义利观的定位不同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是道义论，强调重义轻利，义在利前，义高于利，甚至是“舍生取义”。孔子强调义重于利，见利思义，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君子通达于仁义，小人通达于财力当作君子和小人对待物质利益与道义原则的标准[1]。孔子倡导见利思义，鄙视贪图财物的行为，成为我国传统义利观的基石[2]。其后，孟子强调义先利后，他认为：“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到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汉代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提高到正统地位，儒家的义利观成了人们的最高行为准则。他提出“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开始把义利观对立起来。宋明理学时期，朱熹甚至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彻底否定个人的私利，到了“君子耻于言利”的地步。 　　虽然中国传统上有一些其他的义利并重的思想，但相对于儒家的义利观还是微弱许多，总体上看，我国传统的义利观还是重义轻利的。 　　西方传统的义利观在总体上是重利轻义的，普遍重视个人的利益，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将他人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强调以个人为中心的义与利的统一。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亚里士多德、德莫克利特等这样有名的哲学家，主张道德与财富并不对立，认为占有享用财富反而对道德有利。到了罗马时期，更是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思想，强调利益至上。虽然到了中世纪，整个社会笼罩在宗教的氛围下，人的个性被极端压制，但他们宣扬的禁欲目的在于使得个人罪责赦免、灵魂净化。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思想家为适应新兴资本主义的需要，打出反禁欲主义的大旗，提出要解放人的思想，维护个人的利益，把个人利益置于各种利益之上。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者更是把个人利益作为道德标准，认为在追求个人利益过程中，会增加社会的利益。因此，个人的利益满足和提高是合乎道德的，利即义。爱尔维修、洛克、尼采、叔本华、萨特等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人性进行阐述，形成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强调个人利益[3]。可见西方的义利观是个人利益高于义，把维护自身的利益和重视个人的发展放在首要的位置。 　　2.中西义利观的侧重点不同 　　在中国的义利观中，往往以重义轻利的观点教导人们，形成一套重义轻利的社会价值观，使人们自觉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和思想修为。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强调以个人对义利观的定位作为标准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侧重于个人人格的自我完善和道德修养的提高，强调的是人的道德理性。而西方学者则认为天人是相分离，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重视个人的发展。他们强调人的知识理性，美德即知识，倡导过智慧的生活，以求得灵魂改善，实现精神和意志自由[4]。 　　3.中西义利观的作用不同 　　中国的义利观强调义重于利，这有助于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在处理个人和国家、个人和他人的关系上表现出崇高的利他主义倾向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培养出一批批具有“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的仁人志士。他们自觉地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了国家社会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为了朋友情谊，宁可舍弃自己的利益。但是，因为我国传统的义利观是忽视甚至是排斥“利”的，所以这非常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阻碍物质生产的发展，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形成。由于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科技进步就无从谈起。个人认为，我国近代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很大程度上是我国传统的义利观“轻利”的结果。 　　西方义利观强调个人利益，是一种个人利益至上的道德观。由于个人利益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个人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这种义利观能刺激个体不断追求，积极创新，勇于竞争，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每个人都在积极寻求发展的途径，寻求发财致富的机会，这势必会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但是由于这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