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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法治与经济法 法实0901 段雨鹏 200971062 浅论法治与经济法 法治是我们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是各种法律所秉持的原则，我想经济法也不应例外。此外，我认为经济法连接着市场与政府两大经济影响要素，其一，市场经济需要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来保障，而这种保障中经济法理应扮演着非同一般的角色。其二，政府的一切作为理当被法律所束缚，依法而行，此处经济法所起的作用应当体现法治的应有之义。 日本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这样定义经济法：“经济法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的法，是为了弥补民法调整所不及的法律空白状况，即其中包含的与市民社会私人方面相对的公共方面的法。” 从以上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法作为年轻的部门法，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解“市场失灵”问题，通过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其中，两个“为了”分别体现了经济法两大主要内容——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这两大内容也是政府以有形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凯恩斯主义者视其为“灵丹妙药”，但同时也应看到此二者也是“政府失灵”的“元凶首恶”。市场调节固有缺陷自不待言，但是政府干预应控制在什么程度也是必须考虑的。以下我将从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角度进行讨论。 市场规制与法治。 市场规制是在微观或中观视角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市场经济需要市场规制。 市场经济强调着自由，江平曾言市场经济的自由可分为三种，我以之为是：一是所有权自由，主要是指任何人对其财产完全有充分自主支配的自由；二是契约自由或交易自由，契约自由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一块基石，契约当然是自由约定，自己主张内容，谁也不能干预，我们讲究私法自治的民法保障的也就是这点；三是营业自由，这是指除了在国家规定的某些特殊限制的领域，比如金融业以外，有开办企业的自由。当然，没有自由便没有了竞争，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活力，这也正是市场经济有别于计划经济精髓所在。 但是市场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市场规则，或者说不需要市场规则。私领域的社会行为既然也称之为社会行为，那么就必然或多或少的带有着公共效益，如果这种公共效益是消极的且社会危害性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那就有必要对其进行管制了。当然这里的“程度”才是问题的难点。市场调节本身具有趋利性，市场主体也应被假定为以追求利益为第一目的的“理性人”，所以在法治不健全的国家与地区市场的消极影响就会层出不穷，如我国：假冒、伪劣，虚假宣传，商业贿赂、侵犯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及无诚信行为需要规则；产品质量的保证与监督需要规制；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需要法律规制。 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市场秩序，市场自由需要市场规制使其良性发展。 市场规制需要法治化。 以上，我简述了市场经济需要市场规制，我们应当看到市场规制的本质是对市场的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就需要我们审慎施加，否者将会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我认为我们至少应当有两种干预方式：法律干预和行政干预。 我认为法律干预应为主要选择，市场规制应当体现为法律的规制。市场规制旨在规范市场主体不正当行为，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那么它表现为法律这种行为规范也是理所应当的。这就需要从立法与司法两个角度着手解决市场调节带来的弊端。有法可依是依法而治的前提，所以应当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司法是将实施法律的过程，是法律发生作用的必然要求。 然而，在法治尚未建成的我国，行政干预却是大行其道，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行政权力过大的传统，需要承认的是行政干预有其“立竿见影”的功效，但是这种干预本身无法给市场以稳定信号，干预会变成干扰，将产生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效果。靠行政权力的突击作用仅能治标，却难治本。三聚氰胺可以一时不见于奶粉之中，三鹿公司可以马上分崩离析，相关责任人员也会身陷囹圄，但是食品安全问题却是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还应从法治入手来解决市场调节的消极影响。 而经济法以市场规制为主要内容之一，理当成为市场经济法治基础。 二、宏观调控与法治 （一）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所进行的调节和控制。所以，区别于上述的市场规制，宏观调控对于市场的干预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而言的，强调经济的整体协调，也即金泽良雄说定义的“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的法”。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充分就业，公正的收入分配，国际收支平衡等。所以，其有着限定的内涵，不应任意扩张。 宏观调控发端于垄断资本主义后期，当时资本主义各国所秉持的自由放任不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已无法解决日趋严重的公共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