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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政府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李杰
中国***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082
摘要:作为政府公共支出组成部分的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总量和动态生产函数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公共投资通过直接的资本形成和间接对私人投资的刺激,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二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公共投资 私人投资 经济增长
一、政府支出(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综述
在各种相关的经济理论文献中,公共投资一般被界定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其中Y代表实际产出,A反应技术变化的参数,L代表就业,K代表私人投资,G是指政府的公共投资。该函数在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地采用。
在研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大多数文献是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合并在一起从而作为总投资看待的,它与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被看作是生产函数中决定产出增长的三大要素之一。然而有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区分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重要意义,从而把公共投资从总投资中分离出来,单独估计公共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尽管从理论上得到了论证,但是在实证的意义上,相关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最初的研究倾向于认同公共投资,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对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以及私人部门增长的积极意义。但是后来的文献则对此结论提出了质疑,既包括从模型及数据使用方面提出的不同看法,也包括实证结果本身的差异。
Khan和Reinhart(1990)在考察了24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后,发现私人投资比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促进作用。Evan(1994)对美国48个州1970—198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Nader和Migue(1997)通过对墨西哥投资数据的研究,发现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Fisher(1998) 的研究表明,私人部门的投资扩张存在对公共投资扩张的路径依赖。而Munnel(1990)、Ramirez(1993,1994)的研究则显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独立关系的结论。越郎盐治(Etsuro Shioji,2001)Aschauer (1989)通过对西方7国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认为公共投资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且公共投资大于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Barro(1990)、Easterly(1992)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考察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在影响的思路,众多学者通过一般均衡或者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政府支出分解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研究各个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Barro认为生产性的政府支出包括投入到实施产权的资源,以及直接进入生产函数的活动,在明晰产权领域的政府投资是通过引起边际有效税率的降低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对生产函数直接起作用。Devarajan(1996)推导出政府支出是导致更高经济稳态增长率的条件,政府生产性的活动被广泛认为是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Vijverberg et al(1997)、Fisher et al(1998)等的研究文献特别强调公共投资扩张对私人投资效率提高产生的积极意义。
娄洪(2004)研究得出,当公共投资提供纯公共性基础设施时,能够产生内生增长,组织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递减;并且长期经济增长率随劳动力的增加而增加,只要公共投资能够提供充裕的公共基础设施,劳动力的增长就能直接提高经济增长率。肖芸、龚六堂(2003)将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扩展到多级政府,在分权情况下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理论模型分析
在Barro(1990)构建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公共投资是作为流动变量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影响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而影响内生经济增长。本文采用Arrow和Kutz提出的方法,将公共投资通过直接资本形成增加资本存量,形成内生经济增长。采用Ramsey—Cass—Koopmans模型的基本假设,选取经济体中的代表性家庭,求其效用的最大化:
;其中c(t)是人均消费,是时间偏好系数。假设效用函数为即期效用函数形式:
,
,
设家庭的生产函数为,则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为:
(是资本的边际产出)
根据假设,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则
(,A0)则(为消费的增长率)
在模型中,经济处于平衡的增长路径中,所有变量(c、k、y)都按照表示的增长率增长。给定初始的资本存量,则。同时假设代表性家庭提供1单位劳动投入,即(并且,假定个人预算约束随政府征税而变化)。
在竞争性的经济中有许多相同的企业构成,选择一个代表性的企业,其Cobb—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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