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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翻译策略述评 　　纵观古今，文化因素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及不同人种之间的交往和沟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历史上文化因素的翻译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以读者为中心，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以交际为目的，避免了文化冲突，克服了文化障碍，使读者消除了文化隔阂，拆除了文化排斥防线，不设防地接受外来的宗教、科学、文学等事物，促进了双方文化交流。国内外许多译者、专家及研究人员经过无数实践及研究，得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文化翻译方法和策略，对后来的译者和学者进行翻译工作和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翻译不仅是两种或几种文字的转换，更是跨语言和跨文化转换的过程。具体地说，是源语言（SL）和目标语言（TL）之间的互动。这不可避免地受到源语（SL）文化和目标语（TL）文化的支配。因此，翻译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跨文化交际的本质，翻译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就一项成功的翻译作品而言，关键在于翻译过程中是否保留源语言的文化特点。 　　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一定能在目的语语境中找到与原语完全相对应的文化词汇，顺利地完成文化的转换。因此文化词汇的翻译一直都是翻译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过去的几十年中，无数学者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多解决的方法、翻译策略，如归化、异化等。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它不仅要完成文字上的转换，更要实现文化上的交流。当代欧美的研究者大都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直到上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重大的变化，出现文化转向（Bassnett Lefevere，2001）。文化翻译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但文化移植是一个过程；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等。随之的20多年来，学者们一直很关注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因此，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翻译理论深深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向更重视文化转换。这两种倾向的结合表明翻译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李兆国，2003）。翻译研究从语言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转向使译者、学者们衡量翻译作品的标准随之发生变化，同时国内外学者们也在研究解决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如秋懋如教授提出的“建立文化对等” ，王东风的“文化缺省” ，以及西班牙学者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等（张南峰，2004）。尽管如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解决文化问题，如何翻译文化负载词汇仍是翻译研究中的难题；另一方面学者们一直着重于翻译文本的研究，在文化词汇的翻译上长期存在着归化或异化的争论，这就使研究翻译过程中译者针对文化词汇使用的翻译策略有一定的欠缺。 　　在James S. Holmes发表的论文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 Holmes把翻译研究分为 “pure”和 “applied”两部分，并明确对翻译文本、功能和过程作出了区分，并强调了研究翻译过程的重要性，自此学者们开始关注翻译过程的研究。之后，认知科学和心理语言学长足的发展为翻译过程的研究带来了希望。翻译研究可以借鉴认知领域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认识在翻译作业中人脑的认知活动。上个世纪80年代，“有声思维法”的运用使翻译过程的研究走出困境，并在90年代得到飞速发展，至今它仍是研究翻译过程的有效途径。目前，大家公认的第一部TAP翻译研究著作是Ursula Standrock于1982年撰写的“Thinking-aloud Protocols”（TAPS）―― Ein Instrument zur Dekomposition Prozesses“ubersetzen”的博士论文。事实上，“有声思维法（TAP）”其实是属于心理学中收集思维过程数据的内省法或口语报告法中的一种，它最早始于Karl Buhler和Edouard Claparede的研究（Lorscher，1991）。简而言之，“有声思维法”就是要求受试者尽可能说出在执行特定实验任务时大脑的一切所想。 　　翻译策略、翻译单位、翻译方法、翻译述要四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这20年来始终贯穿TAPS翻译研究的重点。（李德超，2005）本文旨在研究TAP方法下的翻译策略。“策略”这一概念最早源于军事学（military science），它原指“对一场战争的全面策划，包括对所有军事或非军事因素的考虑” （Lorscher， 1991）。在翻译研究中，翻译策略长期以来都与翻译方法（translation method）、翻译规则（translation rule）等术语混为一谈，没有清晰的界定。Wi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