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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徐文长性格中的负面性探讨 　　 内容摘要：民间流传的徐文长一直以聪明、诙谐幽默、富有正义感的机智人物形象为民众所津津乐道，同时许多关于徐文长恶作剧、故意捉弄欺负下层手无缚鸡之力的民众、亲友以及调戏妇女的故事也盛传不息。对故事里徐文长的这种集智与愚、善与恶的对立于一身的双重性格，特别是性格中的负面性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笔者在分析鹿忆鹿教授《从徐文长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文的基础上，从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双重角度来解析徐文长式机智人物性格中遗留的负面性的“机智”行为，探讨徐文长双重性格中负面性背后的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以便更好地认识徐文长，推动徐文长故事的健康发展与传播。 　　 关键词：徐文长 机智人物 负面性格 精神胜利法 　　 徐文长作为一个“箭垛式”文人型兼官宦型的机智人物，整个民间流传的故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前半叶，主要表现其坏的、恶的一面，后半叶，转向表现其好的、善的一面。研究者更多的是从社会现实与主流意识出发，注重从阶级斗争、社会批评等角度来进行诠释，把他看作是民间的英雄，展现更多的则是徐文长性格中多智聪明、幽默诙谐、惩恶扬善、爱国爱民、蔑视权贵、对抗恶势力、同情弱者、富有正义感的一面。关于徐文长性格中小混混式戏弄小贩、吃粪解毒、调戏妇女等负面性故事虽被许多研究者多次提及，但深入进行研究的文章还是较少，台湾东吴大学鹿忆鹿教授的文章《从徐文长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文以民国时期林兰先生搜集整理编辑的《徐文长故事集》、《徐文长故事外集》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将鲁迅先生笔下的小说人物阿Q与徐文长作比较，认为以徐文长为代表的机智人物性格中表现出来的负面行为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出一辙，表露出来的都是麻木的国民劣根性。文章将不同地区不同人物相同或相似的“机智”行为对比，探讨了他们这些行为背后精神上的相似之处，并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角度新颖，观点犀利。刘守华教授在《去粗取精话非遗――从徐文长故事说起》一文中就对此文提出讨论，从徐文长故事的复杂性出发，提出在非遗的研究评审中就需本着激浊扬清、去粗取精的科学态度，涤荡“国民劣根性”之遗留，对其有肯定也有批判。笔者将从这篇文章出发，深入剖析徐文长性格中爱恶作剧、故意设计玩弄小贩、和尚、亲友，调戏妇女的一面，为全面认识民间徐文长和推动徐文长故事的传播和传承提供借鉴。 　　 一、民间视野中徐文长性格中的“痞气” 　　 徐文长痞里痞气，纯故意耍弄小聪明恶作剧的故事主要来自民国时期采录的素材。鹿忆鹿教授的文章《从徐文长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正是从这个时期的故事内容出发，深层次地分析了徐文长身上潜在的国民劣根性。 　　 首先，文章剖析了一连串机智人物相似的“机智”行为（损人不利己的举措，欺骗或捉弄小人物）背后的原因，即认为他们在精神上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并将这种相似点与鲁迅先生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结合起来，进而批判徐文长性格中的此类负面“机智”行为就是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显现，透露出了国民的奴性和劣根性。作者并不是将徐文长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体，而是透过不同时空不同地域文化中众多机智人物故事的相同点，发现个体在生存中所体现出来的群体在精神上的麻木与缺失。分析的论据时间跨度较大，空间分布较广，说服力很强，给人见血封侯的感觉，利落，深刻。 　　 将徐文长和阿Q联系起来，此篇文章并不是首创。早在1985年，吕洪年在其文《关于徐文长故事》中就认为徐文长这类的负面故事和阿Q一样，虽然宣扬了“精神胜利法”，但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难看出，徐文长成了阿Q的祖先，阿Q身上体现出来的国民劣根性也是徐文长式人物的“文化遗迹”。此时的徐文长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人物形象，他从整个的徐文长故事里抽离出来，又被众多的机智人物负面故事缠绕，成为一个机智人物负面“箭垛式人物”，他的故事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类型性。这就可以说，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并不是阿Q的独创，而是从千千万万个徐文长式的机智人物负面故事中间遗传下来的。就这把阿Q和徐文长在理论上建立了某种“臭味相投”的联系。文章的确有其深刻性，直接深入到国民的本性，关注到国民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剖析人性的遗留。 　　 阿Q和徐文长的联系似乎具有某种必然性。绍兴是徐文长故事的起源地与集中地，也是鲁迅先生的故乡。笔者推测徐文长故事有对鲁迅先生塑造小说里的阿Q式人物起过作用也是不无可能的。鲁迅的时代也恰是徐文长故事在绍兴盛行的时期，在很多作品（《狗?猫?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里，鲁迅就曾提到过他在年幼时喜欢听大人们讲民间故事。然而，鲁迅对民间故事中的徐文长却嗤之以鼻。鲁迅在日记里提到，北新书局主持人李小峰从1924到1925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四次送《徐文长故事》给他，但大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