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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孟子“人性”思想 　　摘要：人性论是中国哲学界讨论比较充分的一个话题。中国古代人性理论的划分也较为详尽，在各种人性理论中，尤以孟子的人性思想影响更为深远。前人对孟子的学说理论已做了较为详尽的解说，但尚有不足之处。本文尝试从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人性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对于后世的理论影响解析孟子的人性理论，以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孟子人性思想的内涵。 　　关键词：孟子；人性；性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52-0074-02 　　人性论作为中国的中心哲学议题之一，开源甚早，如在《左传》中就有“勿使失性”、“莫保其性”、“民乐其性”，其中“性”被多次使用。最先提出人性命题的是孔子，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建议“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人性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作为中国伦理思想主要课题的“人性论”，第一次引起关注重视和理论论证是在战国时期。孟子是儒家人性理论的实际开创者，人性理论在他那里得到了较为完善的发展。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即人的内在本性总是倾向于善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的“性善说”继承了孔子“仁”的理念，是对孔子“仁”的观念的发展。孟子认为“善”是人自发的，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正是人自发“善”的四种表现形式。“四端”说明道德价值的自觉，是与生俱来的。这是对孔子“仁”学理论不足的补充。孟子提出必须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内心的“四端”，孟子称之为“尽性”。“尽性”的修养，培养出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再以“心志统气”，控制自己的情感，便能成德。 　　一、孟子人性理论的历史背景 　　孟子处于战国中期，当时各国先后确立了以封建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已成为当时各国封建统治的历史发展趋势。各路诸侯为了争夺土地和农民，想统一中国而“王天下”，相互间不断征伐。统治者为实现自己的利益，称“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将有以利吾国乎”，“上下交征利”，“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法家为迎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主张“以力争天下”，提倡“霸道”、“法治”，使得老百姓背井离乡，不能安居乐业，“救死而恐不赡”，以致无暇“治礼义”。孟子认为，百姓正在遭受巨大的苦难，人民希翼获得和平的生活。在此背景下他构思以人性善为基础，构建统治阶级施仁政、行王道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形式，寄托了以儒家思想治天下的秩序追求。孟子将“推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称之为“仁政”。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从孟子的“仁政”理论与追求天下统一的愿望来看，孟子说的人性向善是先天的，提倡孝亲、尊长、忠君，尝试将斗争、割裂、残民的社会重新组合为和平、统一、贵民的社会，为人性论的发展提供实践依据。在此社会环境下，孟子提出“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鼓吹“王道”、“仁政”，试图通过非暴力的手段，用道德的途径和方法实现国家的统一。而在文化领域方面，儒家以人性论为中心，上承天命观，下启伦理学与各类应用哲学。孔子认为内在与自主是人向善之性的基本特征，孔子及儒家最有创见的贡献便是认为以道德能力及要求为人人普遍所具的天性。孟子强调的“善”是以人际交往为前提。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的思想甚嚣尘上，对儒家传统的亲亲、仁爱的道德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孟子在评论这一现象时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为什么孟子和其他儒家如此兴致勃勃地争论人性问题呢？孟子说道：“天下之言性也。”他暗示了对在儒家学派之外关于“性”的某种用法的担忧。 　　二、人性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哲学的专门术语中，“性”这一词汇是少数非常接近英文相同词语中的一个，人们常常将其译为“本性”（nature）。中国古代一位思想家提及人之性、马之性和水之性，在此基础上，我们通常会将人之性、马之性和水之性统称为“本性”。中国的“性”源于生――出生、生活，如同告子的定义：“生之谓性。”阿瑟?韦利也谈到：“性按通常的用法，意味着一种事物首先所具有的性质。”孟子主张道德倾向是唯一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完全是属于人的。他决不可能暗示它们是人性的全部；恰恰相反，他明确地表述，追求美味、美丽、乐香和身体的舒适等欲望是“性”。孟子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心是人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