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宗族制的特点南开大学.doc

清代宗族制的特点 1987年，我和常建华教授合撰《清人社会生活》一书，其中由我撰写的《清人的宗族社会生活》一章，将清代宗族制的特点归纳为三条，即（1）宗族制度的规制的不断完善与其不能彻底实行的矛盾；（2）一般地主拥有了对宗族的控制权；（3）政府注意调节政权与族权的矛盾关系，并拥有绝对的主动权，迫使宗族处于被动地位。近两年，我对古代宗族史作了初步探讨，同时陆续读到李文治的《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论封建所有制是宗法家族制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源》等三篇宏文，受到很多启发，今因从我国古代宗族发展史的角度，从宗法宗族制度的变化过程，进一步考察清代宗族史，有了一些新的理解，故不厌其繁，草此小文。其中有史料重复利用之处，尚乞读者惊宥。 一、宗族的绅衿化与富裕地主商人化 有血缘关系的人相互之间是为族人，但他们是否成为一个社会群体，还要看他们是否有组织，这组织在古代就体现于祭祀祖先的宗庙祠堂。在周代，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即天子所祀之祖先百世不祧，诸侯五世而祧，大夫祭曾、祖、父三世，士只能祭父亲一世，庶人无庙制，祭祀自然不能超过一世。不同社会集团的人有不同的祭祖法则和宗族组织，社会层次越低，祭祖祖先的权力越小，宗族组织因受到较多的限制而不健全。到了我们所要论述的清代的前一个王朝的明朝，如李文治在《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一文中所说的，明朝政权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于是“庶民户皆有权建置祠庙，在一村镇中几乎所有农民都被纳人一个族姓的宗祠或家庙，由祠庙所联系的族众人数大为增加”。这就是说，由于祠堂的被允许在民间设立，宗族组织民众化了。 清承明制，宗族政策亦然，允许民间建设祠堂，追祀远代祖先。清人，尤其是农村居民，大多聚族而居，因而设置祠堂。乾隆朝协办大学士陈宏谋说：“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众而聚，族皆有祠”。他说的闽、赣、湘三省宗祠多，自是事实，此外，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广东、四川宗族建祠堂的也很普遍，北方各省亦有宗祠的建立，尤其是山东，为数不少，不过要比南方少得多。聚族而居的人们建立宗祠祭祖，在清代是一个普遍现象，宗族组织确实是民众化了。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宗祠由什么人掌握，它的性质如何？与古代有何不同？由于宗祠是以祭祖的名义设立的，所以需要从祠堂祭祀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 自从明朝解除民间祭祖代数的限制之后，清代民间追祀远祖，所谓“自始祖以下皆立主而祀之”。而且亲尽不祧，故祀至十几代、几十代，正如嘉道间学者李兆洛所说：“今士庶家宗祠，动辄数十世，族之繁者，木主几无所容”。这些宗族，皆把祖先牌位放在宗祠的正堂，有的宗族考虑到正堂不可能容纳那么多神位，就有选择地在正堂设始祖木主，并另辟享堂，供奉其他祖先。江苏宜兴篠里任氏宗祠一本堂，奉祀始祖，袝祀二世至十一世祖先，十二世以降的先人的配享，于康熙五年（1666年）、嘉庆四年（1899年），先后议定，视其德、功、爵的情况来定：“十二世以下，论德、论爵、论功，率众论者配享”。论爵，指文官七品、武官三品以上的官员；论功，是子孙给祖先向祠堂捐银，捐多少，又根据其人生前地位而定，如文官八品、武官四品皆交银40两，从九品官员70两，吏员90两，无职者100两。论德的条件，可以参看明代广东南海人、曲靖知府庞嵩宗族的祠制，该族祠堂有崇德龛，供奉“隐而有德，能周给族人，表正乡里，解讼息争者；秀才学行醇正，出而仕，有德泽于民者”。即能够在族内外帮助别人，有善德、义行。任氏以德、爵、功决定祀享者，屈大均在介绍上述庞嵩的祀法之后，表示“吾族将举行之”，可能也是实践了的。江苏武进庄氏的庄恒，明季浙江督学御史，于顺治八年（1651年）“修葺宗祠，增置义田”，康熙间刑部郎中庄朝生再次兴修祠堂，至道光间庄氏特设“缔造祠”，奉祀庄恒、庄朝生，并且规定此后子姓中有增修祠宇、续捐祭田，大有功于祠堂的，可以袝祀缔造祠。任氏、庄氏而外，还有一些宗族以德、爵、功作为祖先从祀标准。《洛阳戈氏宗谱·例言》写道：“宗庙之礼，以序昭穆，此不刊之典也。曾见绅士家止序贵贱，不论尊卑长幼，其与名分何”？虽然对以贵贱定袝祀的宗族表示不满，但反映这样的宗族为数不少。 祠堂祭祖，若按昭穆之序，依亲尽则祧的原则，符合于血缘关系的自然法则，可是论德、爵、功则违背了人之常情。然而任氏等宗祠那样做，也有其道理。论爵，是尊族内做官的成员；论德，是推崇有功名的读书人和行为高尚者。论功，是嘉尚对祠堂有贡献者。这些人以其修祠宇、设族产，团结宗族；以其为官作宣，科举进学，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为此表彰他们，而不惜破坏宗族伦理常情。这就是它出现的必然性。 宗调配享的德、爵、功原则，表明活着的人是怎样看待祠堂祭祖的，这祠堂是为了论德而设立的，那就是说官僚、读书人和大商人生前是宗祠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