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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力国信用评级变革 　　7月11日，中国本土民营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大公国际”）发布了中国首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成为世界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首次向全球发布国家信用风险信息。 　　“这是一份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推出的恰当的报告。”西方媒体认为，中国这一信用评级报告的发表是向西方信用评级机构的一个挑战，也是中国增加其在全球市场上影响力的表现。 　　绝地反击 　　中国这一评级报告是在西方信用评级机构正饱受非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多伦多G20峰会上呼吁“应该有一个更加准确的信用评估系统”的背景下发布的。 　　近年来，穆迪、标准普尔、惠誉3大国际评级机构在我国异常活跃，而中资评级机构却迅速边缘化。从国内市场看，自2006年后，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以合资、合作的方式渗控中国信用评级公司，目前已控制了全国2/3的信用评级市场。 　　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在“中国信用评级高峰论坛”上表示，目前国内信用评级体系存在体制和机制上的风险，而且国内信用评级体系的模式又都是西方舶来品，中国尚未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因此，在面临被美国评级机构控制话语权的风险日益加剧之时，构建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成为战略抉择问题。 　　“大公国际在此背景下发布国家主权信用报告，可以视为中国本土信用评级企业的绝地反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全程参与了大公信用评级体系、方法的建立，他表示，不仅如此，中国在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中必须获得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 　　在中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过于“接近”评级企业，江涌介绍说，通过评级业务，三大评级机构通过其代言机构已广泛渗透到国防、金融等众多关系国家核心、战略机密的行业和企业。 　　众所周知，中国可谓吃尽了三大评级寡头的苦头。自2003年始，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现状“视而不见”，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维持于“适宜投资”的最低限，并把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定为不适宜投资的垃圾级。且长期以来，评级机构有意压低中国的信用评级，增加中国的海外融资成本。 　　“关键部门、关键行业、关键岗位都被渗透，不仅仅是金融话语权、资产定价权的问题，而是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的问题。”江涌表示，评级机构很容易拿到一些敏感数据，我们很难控制数据的流向。 　　此外，金融危机令三大评级机构信誉扫地，人们纷纷质疑“谁来为评级机构评级”。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始制定更为严厉的评级监管法规，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 　　江涌认为，三大评级公司遭遇信任危机，欧洲各国、日本都有意打造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而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更是有着要求孕育本土评级公司的舆论氛围。 2010年7月26日，北京，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 　　专家认为，中国市场被认为是未来的国际市场，占据中国市场就等同于占据国际市场。因此，掌握本土市场的信用评级主导权，意味掌握着中国资产价格的定价权，这对中国极为重要。目前，中国资产价格的定价权，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价权，中国海外投资、收购的资产定价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中国式”评价体系 　　尽管大公国际国内市场份额仅为20%左右，且在不断下滑，但仍雄心勃勃地表示，下一步要建立亚洲信用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到2014年前，建立全球信用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奠定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大国地位。 　　大公国际发布的国家信用评级报告和三大评级机构发布的信用评级报告差距非常大，这使得大公国际获得的质疑几乎与赞誉一样多。 　　大公国际发布国家信用报告所采用的评价方法、评价体系以及评价理念成为争议的焦点，特别是由此形成的报告是否客观、独立、公正、科学。 　　对此，大公国际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对《凤凰周刊》记者解释说，该报告与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报告之所以有差异，具体原因出在评级理念和方法上，根本原因是大公国际“不以意识形态划界”，“平等维护国家信用关系各方利益”。 　　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亦认为，三大评级公司对世界各国进行主权信用评级所使用标准的核心内容是按西方价值观进行国家政治排序，按人均GDP进行国家经济实力排序，把金融和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程度作为主要判断标准，各国央行独立性和国际货币发行权是获得高信用等级的必备条件，从而把举债能力看作是国家偿债能力的判断标准。 　　大公国际公布的信用评级方法，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方法恰恰相反，核心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而是以国家偿债能力作为评级主要依据。大公认为，“支撑国家举债能力和偿还债务来源的根本是该国的财富创造能力”，这与三大评级公司普遍奉行的评级标准存在显著区别。 　　“这其实是大公国际希望掀起一场信用评级的技术革命。”江涌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