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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富士康的13名工人自杀事件，最终以富士康涨薪66%而暂时画上一个句号。说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显然为时过早。因为，人们并不知道，富士康公司为此增加的这部分成本，是通过apple等公司摊到消费者头上，是企业进行内部消化，还是最终将生产制造的基地转移到中国中西部，或者东南亚等国。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正是无数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一起，在全球分工的链条中，打造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并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了可观的指数。而到了现在，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不得不刚性调整的时候了。 　　一国的均衡有序发展，说到底，经济增长只是达到其终极目的的一种手段。一个国家的发展，立基于每一个个体的发展之中。人的基本欲望或目的，乃是自由、幸福、正义、公平这些终极的价值。经济增长、民主法治等制度的约束或手段，不过是为了实现更高目的的价值而已。但相当长的人类历史阶段，人们把经济增长当作了唯一的，乃至于最重要的价值，甚至当经济增长的手段与目的发生冲突时也在所不惜――作为农民工的劳动者的权利和自由，就在这样的框架下被牺牲掉了。 　　劳资合约的约束条件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约分析框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观察到这一点。一个在中国大陆的制造企业聘请了一位农民工，劳资双方以劳动合约的形式，界定了两者之间的合作内容以及方式。这种合约的内容以及方式，并不是如很多给予经济增长合理性的人们所强调的那样，是完全市场化的，没有瑕疵的。正相反，可能在其约束条件E存在极大的问题。 　　作为独立的劳动者个体的农民工，表面上，在与企业签订合约时是完全自由的。但是，一个农民工，他在市场中的选择真的是“自由的”吗？一个农民工的选择，无疑是他在诸种约束条件下他所认为的最好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真的是他的“自由”选择。因为，有些约束条件，显然是非市场的政府力量，以约束农民工或激励企业的方式，对工资的合约结构形成了至关重要影响，并扭曲了这一合约形式。 　　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成为女人的，她是被社会习俗、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认定、习俗、观念、教育等方式规定成为女人的。借用波伏娃的比喻，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农民工，也不是天生必须成为农民工的，他是被规定成为农民工的。 　　一个文革中农村地主家庭的子女，无论其学习成绩多么优异，他（她）都不能成为一个通过高考，进而接受高等教育，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使得自己的选择更加多元化和呈现更多的人生可能性和丰富性的自由人。对于这个地主子女而言，在户籍制度的禁锢中，“生而为”在土地上耕耘，嫁为农妇或成为农夫，是他（她）几乎唯一的选择。他（她）在人生的童年时曾经以为，他（她）一生的选择会无限多，但实质上，中国的二元结构的城乡制度和身份歧视等壁垒，已经将他（她）的选择锁定在出生的那个山乡。终其一生，无论他（她）曾经有过什么想法，他（她）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他（她）自己的自由选择。他（她）选择的领域被制度性壁垒高度锁定了。比如，当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妇在农村择偶时，她也许只能在农村一户或极端贫穷、或天生盲聋、或肢体缺陷的另一个农村男青年之中进行选择。她不是缺乏进一步拓展自己可能性的能力，而是不能被授予此种资格。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户籍制度不再成为牢牢牵绊农民在地域上进行迁徙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更广泛的制度因素在制约着农民工群体。作为劳动力市场上供应一端的农民工，其出价被制度不公平严重压低了。教育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身份不平等、歧视性、差异化的城乡二元福利制度，约束和影响着农村劳动者的出价，也约束、影响、改变着他们与资方谈判时的需求偏好。比如，一个在城市没有任何福利和失业保障的农民工，更能接受资方更低的出价、更差的工资福利待遇、更糟糕的生产环境和安全标准。对于一个中国的城市人，或者一个可以有更多选择机会的韩国人或者美国人，完全不能忍受的连续12个小时乃至更多的工作时间、可能随时断指的生产方式。相对于农村的极端贫困和没有选择而言，这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当劳资双方签订合约时，这种约束条件，直接影响和改变着合约结构本身。 　　对于土地权利的歧视性约束，不公平的教育和医疗等福利制度，在造成约束农民工出价的同时，政府还通过另外一些手段，激励了企业的快速扩张。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优惠、税收减免、政企合作、不允许工人成立工会等手段。一端的约束和另一端的激励，严重扭曲了农民工和资方之间的合约形式以及内容。 　　另一种发展模式的想象 　　假如规定农民工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权利约束能够改变，现在的工资合约，将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当一个农民可以拥有他所耕耘的土地和住宅更完整的使用、收益、处分权时，农民工的选择会更加多元。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可以以个体或股份制的形式，组织起来为城市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