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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歧视了外企什么 　　9月13日，天津绚丽。在此举行的第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有礼节地抛出了一个问题，“最近有人指出，中国的经商环境似乎在恶化，这观点是因为信息错误呢，还是他们误解了中国政府相继出台的有关政府采购和自主创新有关文件呢？” 　　这已是温家宝今年第九次面对同样的问题。围绕中国商业环境的“非议”，俨然成为了外商的集体心理。 　　歧视了什么 　　就在达沃斯论坛前，中国欧盟商会发布了《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0/2011》，这是该商会自2000年以来发布的第10版对华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就中国24个行业、8个城市和地区，以及11个具体横向议题进行了漫长的建议，以至浓烈地“带有异乎寻常的批评口吻”。 　　“中国在控制经济危机对全球的影响方面一直功不可没，许多欧洲企业都将中国视为未来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但在这一商业群体中日益弥散的沮丧情绪，使得他们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市场前景所持的乐观态度大打折扣。大多数行业的企业都担心，越来越多的中国政策实施不平等，有可能置外商投资企业于不利地位。”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戴杰在建议书中显得颇为“焦灼”。 　　中国到底歧视了什么，在外商及利益团体眼里显然有一本细账。 　　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丁凯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欧盟企业在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两个障碍是过于严苛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框架及其执行方式。他解释，虽然中国多个部委和政府机构去年在提高透明度方面有了明显改进，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让外商抱怨诸多。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金声介绍，几乎每个月他都会收到其会员企业要求商会对其提供支持的信函，原因是他们的知识产权被中国企业盗用了，而当他们企图向中国的法院提出诉讼时，却遇到搜集证据方面的问题，比如，他们无法估算他们的整体损失。 　　响应这些抱怨的，还有日本外务大臣冈田克也。针对本田汽车、丰田汽车等日本制造企业在中国的工厂掀起了罢工热潮，冈田克也警告说，除非中国使其商业规则更加透明且具有连贯性，其中包括处理劳资纠纷的法律框架，否则中国有可能失去外国投资。 　　在法律起草方面，虽然在2009年及2010年上半年期间，中国欧盟商会为73部法律和法规草案提供了意见，但仍有一小部分非常重要的法律法规公开征求意见期过短，甚至在未事先征求意见的情况下便予以公布，导致业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来不及提出建设性意见。 　　中国政府颁布的法规和通知有时具有追溯效力，在外商看来，这随时给法律状态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也为外企投资增加了风险。 　　让外企颇为困惑的，还有各个地方对于中央法律法规执行的不一致。“有时候你在一个省经营会非常顺利，而同样的事情在另外一个省去做，则会遇到很多麻烦。”丁凯说。 　　与执行不一致相关的还有一个概念“自由裁量权”，在外企眼里显得更为头疼，过去三年一度列为在中国开展业务时面临的最大的法规挑战。其中一个意见是，与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有关的法律过于含混和广泛，容易造成困扰。一个震荡至今的案例是美籍汽车引擎工程师胡志成因被指涉嫌侵犯商业秘密于2008年在天津被羁押。 　　而在市场准入方面，强制性认证和许可体系成为了外企的门槛。丁凯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虽然中国官方并没有哪个文件显示外企不可从事石油产品业务，但2007年1月发布的《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要求，获得石油产品批发许可证需满足两项要求：拥有一家中国炼油厂和获得进口许可证。就前者而言，由于炼油厂被中国政府视为战略性资产，因此外商控股不得超过49%；而对于后者，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向任何外商企业颁发石油进口许可证。 　　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在欧美商界升级。2009年11月中国发布的关于拟行国际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认定目录的第618号通知明确将“自主创新”与政府采购挂钩，这一政策让外商感觉到这将对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在华研发创新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失落的心理 　　外企的集中式抱怨，有着隐蔽的心理。 　　2010年4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被认为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延续的对外资各项优惠投资政策正式画上句号的标志，外企在华投资的超国民待遇时代终结。 　　在之前的30年间，为了走出发展资金匮乏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困境，中国采取了积极吸引外资的政策，在税收、自由进出口权等方面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在税收上，外资企业缴纳18%的企业所得税率，远远低于内资企业33%的高税率。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从获利年度起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 　　直到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施行，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统一为25%，老的外资企业可享受5年的过渡期照顾。外企在税收方面的超国民待遇由此退潮。 　　而为了刺激经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