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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传统的历史作用与未来 　　以前的儒家为什么牛？就是能历史、天文、地理、人事、政治都给你解释了，后来是马克思主义把古今中外都解释了。儒家现在真正要立足还是需要这样一个东西。必须经历一个类似“从空想到科学”的转折，这才是儒家当前的头号任务。 　　近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在一楼大厅北侧，透过玻璃窗，看到了那尊曾被放置于国博门前的高7.9米、由17吨青铜铸成的孔子像。它仅在天安门广场边待了100天，就被挪到了角落，它不再是众人视线的中心，被国博北配楼挡住了，但又没有远离中心―这似乎是某种 隐喻。 　　今天的儒家是尴尬的，那些自命为儒家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却一刻不停地勾画着自己的理想社会组织方式，希望中国按照他们的设计走。其实，儒家要想参与中国的未来，首先要搞清楚自己跟历史的关系。关于儒家的过去与未来，本刊专访了复旦大学哲学系丁耘教授。 儒家的一支与中国革命 　　《南风窗》：首先我想请你谈谈儒家的传统在中国革命中，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作用。正统的解释强调革命跟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有一些人从传统的角度进行解释，把毛泽东思想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中国的革命成功靠流血牺牲，马克思主义没有教给人杀身成仁的道理，这部分肯定得益于中国的传统。 　　丁耘：国民党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还没有特别打出传统的旗号，那时候孙中山还在，他晚年是主张联共的，但他去世以后，国民党右派硬把他跟儒家的道统联在一起，戴季陶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把孙中山作了非常儒家化的解释。蒋介石崇拜王阳明和曾国藩。这都是用兵的人，特别是王阳明在军事上非常成功，蒋又是留日的，明治维新那一代日本人特别崇拜王阳明。 　　毛泽东古书是读得很多的，比蒋多、宽且深，五四运动的时候，他做了件看似很奇怪的事情，他南下了，从北京一路到上海，中间到曲阜看了一下。这个行动是意味深长的，但是他没就此发表过什么东西。毛泽东原来是船山学社的，他跟王船山这一脉的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看他读书时候的作文，动辄引用船山的话。延安时期，陈伯达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兴趣，毛主席跟他有过讨论，对孔夫子的一些思想，从辩证法的角度是认同的。 　　中国革命主要依靠农民。中国最熟悉农民，自己又不是农民的，只能是儒家士大夫，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农民，通过科举到了士这个阶层。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儒家传统非常丰富，儒家内部也大不一样。例如，阳明学在几传之后，有一些派别是非常左的，非常接地气，跟贩夫走卒混在一起，觉得人人都可以做圣贤，不读书也能做圣人。阳明学派的成员相互之间的切磋、会讲，跟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非常相似的。比如我这个功夫做得有什么东西不对，你们讲，其他同志就会讲。而且阳明学是讲人人是平等的。儒家里边有一支实际上是可以跟中国革命的一些传统接上的。 　　《南风窗》：我翻过王阳明的《传习录》，就看到那么一段，他讲的就是人人可以是圣贤的道理，每个人的心都好比一块纯金，区别只是有大有小。这就跟“老三篇”里的话很像了，毛主席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等等。 　　丁耘：对。阳明随口举过的一个例子，他说尧舜比如说是一万镒（古代重量单位），孔子比如说是九千镒，他接下来要讲道理，但学生听不下去了，因为理学说孔子最强，“贤于尧舜远矣”，老师你怎么这样讲呢？阳明说，你这样提问题是从形骸着眼，不从成色上面去看，你从本心上去看，孔子的九千镒就是尧舜的，尧舜的一万镒就是孔子的，没有什么区别。通过这个例子，你可以说尧舜跟孔子的差别，就是孔子跟老百姓的差别，一样的道理。成色原本一样，斤两或有差别。德性一样，分工不同。毛主席说，六亿神州尽舜尧，也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思想传统里确实有这样的一脉。 　　在革命的时候打不打儒家的旗号，和有没有自觉地或者半自觉甚至是下意识地用这个传统去发动群众，去跟群众沟通，是两回事。但是对国外的研究者来说，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有什么区别，这时候就会发现中国革命有非常鲜明的儒家特点。特别是在发动群众的时候，访贫问苦，土改让农民翻身，但翻身之前要翻心，因为农民是不敢动的，如果仅仅触动土地关系，农民晚上会把东西给地主送回去。 　　《南风窗》：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里面用漫画化的方式表现过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有印象。 　　丁耘：对，电影里的子弹是先打断了马拉列车的那条绳子才开始了张麻子的革命。干革命要先做思想工作，讲你这么穷这么苦，想想原因是什么。这就是阶级意识。思想工作立竿见影，非常有效果。这种方式特别像阳明学，再往远了说像禅宗。农民都是大字不识的，你不可能给他讲书上有什么大道理，只能直指人心，就是抓住你生活中最痛的那一点做工作，马上就想通。包括改造国民党军的俘虏，也是这样，在国民党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