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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均等是最重要的公平 　　从2012年1月1日起，北京市22万名市级公费医疗人员（涉及市属公务员、事业单位、公立医院、高校教职工）全部并入职工医保，和企业职工一样，需缴纳医保费，持社保卡就医。这是继2010年底区县级约45万名公费医疗人员并入职工医疗保险以来，北京市在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破除“双轨”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方面，迈出的又一步。早在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就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随后，《“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谈到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是，在破除医疗服务“双轨”制方面，各个地方热议、规划的不少，真正付诸行动并取得成效的不多。这一回，北京市走在了前面，为其他地区树立了好的榜样。 　　所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支撑它的观念基础是机会均等，即社会成员应享有均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机会均等是社会主义首要价值“公平正义”最重要的实现形式。世界银行指出：公平不等于收入的平等，不等于健康状况的平等，也不等于任何其他具体结果的平等，而是对一种机会均等状况的探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不可避免，这也是市场体制的活力所在。在这种状况下，让个人的努力、实力和主动性，而不是家庭背景、种族或社会性别成为导致人与人之间经济成就不同的主要原因，就变得至关重要。机会面前的平等性，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能否经济繁荣、减少贫穷的动力与关键。 　　机会均等在今日中国之所以尤为珍贵，是因为它在很多方面还未能成为现实。2010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个人成就和收入分配方面的结果不平等中’有63%是机会不均等导致的。在教古、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公务员体制内外，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当寒门子弟十年寒窗后忧心于就业无门时，特权子弟早已通过“萝卜招聘”、“一个人的招考”，完成了职业乃至是职位的代际传承；当“蚁民”仰望商品房的“天价”而兴叹时，一些政府部门公务员早就拥有了比保障房更廉价的高标住房……这样一种让人输在起跑线上的不公平，最容易让人绝望，也最易引起人们对现状的怨恨与不满，是最大的不公，也是实现和谐的最大障碍。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实现机会均等，是所有民众公平享受发展成果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必须要趟过的“深水区”。就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从世袭原则到竞争原则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使个人通过努力改变命运成为可能。但是，只有做到机会均等，个人才能真正拥有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条件；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和怨恨，才会减少，已经出现的社会裂痕，也才有机会得到弥合。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机会均等，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政府存在的意义之一。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积累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如瑞典在1991年通过了《平等机会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关注机会均等的法案。由于机会均等所涉及的产权与规则等内容均属于法律的范畴，所以它必然要纳入法治的轨道。政府在推进机会均等时，必须遵循法治的原则。这意味着，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只能在尊重现有产权的基础上进行，只能通过修改分配规则来实现。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应有广泛的社会参与，要给各个社会群体以表达诉求的机会。当涉及财政和税收政策，例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房产税的征收方式时，由于影响到收入分配，立法机构应举行公开的听证会，请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代表到会陈述观点并提出政策建议，在充分讨论与辩论的基础上，根据事先约定的程序形成法律。 　　机会不均等往往首先是市场平台的不公，即没有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个人创业、市场准入，资源配置等各个方面，清除计划体制和“双轨”制的影响，改变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一些歧视性做法、政策与制度，尤其是要尽速改变以出身决定人命运的户籍制度，以及打破一些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的垄断局面。 　　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于较不利社会地位的人。”政府有责任通过二次分配，对过大的收入差距进行补救，援助弱者、遏制垄断，这也是机会均等的题中应有之义。一般而言，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其收入多少成正比。要从制度上保障民众平等竞争的权利，核心是要保证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方面的起点公平。其中，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利于起点公平，也是市场竞争的社会安全阀。 　　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人手，促进机会均等，这既是践行政府的责任，也是对民众呼声的积极回应。在住房、医疗、养老等民众最敏感的问题上，破除公务员体制内外的“双规”制，是挽回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