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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忧患与幽暗意识 　　“忧患意识”在报刊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所处的位置越来越突出，显然想要引起更多人们的重视。这是一个值得关注也值得欢迎的提法。因而需要察看这个来自我们文化传统的精神资源，经过了怎样的历史演变，以及在这个提法的周围，是否还能够发展出其他有意思的维度。 　　在漫长的历史中，与此有关的表述在不同的人那里，因立足点不一样，所强调的侧重点、内容也不一样。 　　经常与“忧患意识”一道并用的“居安思危”，应该出现得更早，在《左传》里面就有了。典故是：春秋时期，晋、宋等12国联合攻打郑国，郑国向其中之一的晋国求和，给晋国送去钱财若干。晋悼公把贡品分给众人享受。此时大臣魏绛劝诔他的主公，不要贪图眼前的享乐，要考虑长远，并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惠。” 　　对主公来说，这位大臣是智慧、明达、有远见的。其中至少包含了两个富有意义的维度：其一，辩证法的思想，认为事情会起变化。不要仅仅看到眼前，还要看到未来。其二，提倡一种有节制、有度的做法，其中包含了伦理的内涵。但人们同时也发现，“居安思危”更加适合已经“安居”的人们，尤其是已经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们。它的主要立意在于“自我保存”，所考虑的是如何维持目前的格局和自身权力，将它们延续下去。 　　对于自身之外的世界，对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安危，暂时不在这个表述的考虑之内。 　　今天广泛使用的“忧患意识”，应该直接与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关。 　　孟子提出这句话的上下文很有意思。他先讲了一系列的故事，都是贫寒的个人后来如何身居高位。然后就有了那几句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如此这番，最后说道：“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的大意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穷困在前，发达在后。他这里所说的“忧患”，主要指的是某种“不利条件”：某种艰难困苦的生活，能够使人得到激发和激励；相反，条件好了，反而丧失活力和生命力。孟子的想法中也有可贵的辩证法的思想，认为在好与坏之间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他本人站在“条件困苦”的人们一边。 　　说到底，孟子这个人，有一种可贵的平民眼光。体恤社会底层，同情老孤寡幼，所以才有“君轻民贵”，才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宝贵想法。站在民众一边而不是权贵一边，从这样的源头出发，形成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但我们也看到，孟子讲述的那些故事，以及“苦其心氰劳其筋骨”这样的东西，主要也还是一种个人的安身立命之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不是关于自身之外的那个世界。 　　也许――在“居安思危”与“生于忧患”之间，还存在一点小小的冲突：在孟子那里，“安乐”是负面的；而在“居安思危”当中，离开了“居安”的“危”才是负面的。当事人不一样，语境和含义便不一样了。 　　后来的人们，实际上是将这个命题往前推进了。所谓推进，是指有一些超越于自身的表达――不仅关心本身的自我保存，而且关心自己之外的世界；不仅关心自己的安身立命，而且也强烈关注人民群众的艰难疾苦；不仅使自己如何做一个好人，而且还希望有一个好的世界，好的社会秩序。 　　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便是。诗人称自己一年到头想着穷困的老百姓，时时牵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为此感到寝食难安。他的眼睛里就有了更多这个世界的内容，尤其是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再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中的愤慨、愤怒指向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拥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性。还有他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体现了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念兹在兹却是国家安危的胸怀。杜甫的忧患意识，因而有了这个世界的宽广内容。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所表达的也是与杜甫相通的民间知识分子的立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也远非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而将“天下”（天下的人们、天下的事情放在前面，急天下所急，忧天下所忧。再比如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尽管自己的社会地位毫不起眼，但是也并非只能照料个人的生存或前途，而需要承担一件超出自己之外的使命那就是国家的危难、民族的生死存亡。其中所蕴含的道德内涵，更加深厚浓郁。 　　由杜甫、范仲淹和陆游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所积累起来的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绵延不绝的优秀传统。今天的我们，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都在继承这个传统。当我们说“公民意识”、“公民的责任感”，与我们传统的“忧国忧天下忧黎民”，难道不是一脉相承的？ 　　而这个优良、悠久的传统，在今天遇到了某种挑战。据说《老妈蹄花》这部纪录片中的刘艳萍女士，警方问她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不是有孩子在地震中身亡？”这说的什么话？难道自己没有孩子在地震中身亡，就不能关心遇难学生这件事情？ 　　此人是个只知道自我保存的犬儒主义者。他不知道在个人利益之外，还有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