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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如何管理境外NGO 　　主权国家曾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事实上，主权这个词的涵义就是对内对外的最高权力。但在全球化时代，包括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在内，大多数民族国家的权力都日益衰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国家主权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权力的转移；一是权力的扩散。相比权力在东西方国家之间的转移，权力从国家向市场、公司、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扩散，是影响更大的长期趋势。而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的兴起，就是国家权力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的最显著标志。 　　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开始加速，并带动了NGO在全世界的发展。由于各国之间在经济增长、市场化程度、公民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程度并不均衡，导致一部分公民社会较为发达的国家成为非政府组织的“输出国”，即总部在本国的NGO开始主动介入其他国家事务；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成为这些组织设立分支机构或进行活动的场所，即所谓的NGO“输入国”。 　　在这些国家中，金砖四国成为重点的输入对象。在俄罗斯和中国，境外NGO的数量都一度超过6000家，印度则长期保持在33000家左右。而以中国为总部的跨国NGO只有区区140家，其他金砖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INGO深度参与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因为身份的敏感而招致许多问题。近年来INGO输入国纷纷出台限制境外NGO的法律。和1990年代全球非政府组织的高歌猛进势头恰恰相反，现在国际社会争论的是：对INGO的限制是法律的进步还是倒退？全球非政府组织的衰落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受欢迎的治理 　　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输入一个国家，本意是帮助这个国家在特定领域内治理水平的提升。这种帮助是不分体制内或体制外的。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安子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NGO对华捐赠的200亿美元中，82%流入了高等教育、科研机构及政府机构，只有17%注入民间组织。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美国NGO资助的主要对象并非中国民间组织，而是体制内机构。在这些机构中，接受美国NGO捐助超过100万美元的达到95家，中国卫生部以近5600万美元高居榜首，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分列二、三位。这也可以解释此前中国防艾滋病的丰富资金的来源，以及卫生部、民政部与国际基金会的良好关系。 　　不过，INGO并非总是受到“输入国”的欢迎。2011年3月，“透明国际”宣布其未来的五年计划，将着重于影响金砖四国在反腐方面有更好的表现。但这种“助人为乐”的行为却意料之中地受到冷遇。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反腐败是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工作，现在国外NGO要来插上一脚，确实难以接受。何况此前多年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给予金砖四国的评分都不高，基本都在70位以后，让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上颜面无光。 　　采取类似挑战性行动的还有美国环保NGO。几年前，巴西试图在亚马逊的辛古河修建水电站，负责此项工程的是国有企业北方能源公司。在此期间，巴西独木舟协会联合国际NGO多次举行记者会，呼吁取消修建计划，声称水电站会使原住民生活受到影响，动植物生态环境也会改变，美国NGO还召来许多国际大牌明星参与反对活动，导致工程几度延期。 　　此外，在南太平洋的公海上，日本捕鲸船经常遭遇来自“绿色和平”的干扰，使其难以顺利作业；在东南亚，中国公司开发热带雨林，不时受到NGO和当地民众抗议；2014年维基解密将美国窃听盟友的行为曝光，让美国遭遇极大难堪，而解密者则受到一个全球性网络的保护而逃过了美国的司法制裁。其他一些INGO也经常将各国的环境问题、人权问题公布于世，因而也经常遭遇各国政府的敌视，但因主权边界的限制通常对这些组织无可奈何。 　　INGO本来关注治理层面的问题，试图帮助一些国家解决医疗、环境、人权等方面的问题。但对这些问题介入越深，越发现真正的根源其实是制度本身。因此，倡导制度的改造往往成为这些组织最后的选择。在21世纪最初几年，INGO介入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并带来巨大的制度改变。但也是在此之后，INGO的法律环境开始急剧恶化。 　　国家的反击 　　民族国家，特别是INGO的输入国并不承认这一由权力扩散所导致的“主权的黄昏”，并试图至少在其领土范围内收复一些“主权失地”。由此导致INGO输入国在颜色革命后，纷纷汇入反INGO的潮流。 　　以INGO输入数量排在前列的金砖国家为例，它们分别拥有的NGO数量都在数十万到数百万之间，其中有相当数量属于INGO。仅中国的INGO就有6000家左右。而这四个国家的INGO都受到了各国新近通过的法律（中国的境外NGO管理法正在拟议中）的更大限制。 　　这个代表了INGO法律环境急剧恶化的表格尚没有反映出来的现实还包括： 　　俄罗斯作为“战斗民族”，其反INGO的措施最为激烈。《非商业非政府组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