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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问题基础教育创新 ; 一、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及其对课程改革的影响; 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型期或者说面临复杂的现代性问题,而社会模式安排问题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关键问题。西方现代性方案,经由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现代思想家的设计,即通过降低道德目标,把人性奠基在激情之上,⑴从而试图构建一个“人人权利平等”的现代性社会。这个方案及其实践的问题,就在于现代性经由理性启蒙后的人自身的迷失问题。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则不同,它是一个有自身文化的国家和社会如何进人现代性的问题。一方面是民族国家观念、政治结构与经济秩序的安排设计,另一方面也是更为紧要的是文化结构或精神心性秩序正当性的重新论证。[2]第一个问题,即大众社会模式问题。市场社会应当是中国的基本社会模式。市场社会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运行结构,更主要是一种社会模式。这一点—36—亚当?斯密洞察深刻。其所设计的商业社会模式是以自利的道德价值体系作为基础,是市场运行模式与价值模式的统一。市场社会其实就是大众社会。但就中国现代性而言,中国自身的文化特性决定了它进入这样的社会模式受到了既有政治体系的影响。与大众化社会相适应的是现代民主体系,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地要求人成为独立的主体和理性的主体,内在地要求现代社会本质上成为一个具有自主性和自足性品格的“公民社会”。⑴但中国的问题是,公民社会有待发育和成熟。公民社会的成熟实际上是一个从情感社会走向技术理性发达的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感性不足走向感性发达和理性发达的过程。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国的现代性存在感性现代性不足和理性现代性不发达的缺陷。[4]中国需要建构理性社会,实现公共生活的理性化,但要重新塑造和融合情感生活,建设新型的社会模式。市场社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以理性和规则为特点的社会形式在形成并在扩大着,基于自然意志、情感之上的共同体在缩小其边界。[5]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着以情感为特征的、以家庭伦理为纽带的生活共同体如何走向以理性为特征、以规则为生活规范的共同体的问题。从西方看,个体性彰显和欲望的解放与理性现代性的形成是统一的。中国现代性首先也有一个欲望解放问题,欲望解放可以对社会模式建构提供基础性动力,但走向什么样的理性社会还受到情感社会的塑造。情感的萎缩与理性的发达是一种演变趋势,但情感的萎缩并不等于消失,其如何演变建构着新的社会模式。第二个问题,在于文化与价值系统的重新构造和认同。即主要是,公共生活领域的道德系统有待于个体的认同和建构。一方面,传统道德的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起个体心性论意义上的绝对价值观。正如刘小枫所说的’个体的生命与道德人格附庸于儒家所说的王道,成为王道实现的工具,其最高境界还是与王道合二为一,而王道政治必然无法避免历史的偶然性,因而人的道德自律又蜕变为意志他律。[6]整个社会的价值基础建立在他律之上,必然是不稳固的。另一方面,进人现代,中国又面临着修葺公共生活的伦理生态这一时代难题。m这个难题就是,道德共契何以可能,或者说公共生活的普遍伦理如何获得个体的认同,因为个体化的意义建构与社会共同体的意义设定之间存在某种紧张。一方面,社会需要在公共生活领域建立起某种意义的共享,否则整个社会必定不牢固;另一方面,社会化的意义知识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个体肉身化的偶在性需求”。[7]512公共教育承担着公共价值的再生产任务,但是这种再生产需要以个体化的意义建构为基础,因为价值共契就是个体化意义向他人意义的通达过程,而没有获得个体认同的价值基础必然无法形成价值的共契。固然,人的幸福和人性需要在社会中得以建构和回答,但如果不能建立起以人的绝对价值为基点的哲学,以人的幸福作为终极的拷问,人的存在就可能为社会所侵蚀和剥夺。这个问题是自柏拉图以来的思想家都尝试要回答的终极性问题。柏拉图的回答是哲学生活才是最美好的生活,因为哲学超越了政治。卢梭则是在政治框架内回答美好生活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人终究是要回到政治社会中的,返回到自然状态已经不再可能,因为人性往而不返。[8]据此,卢梭认为人的幸福需要以自然状态为标准,进而他认为政治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或惟一的合理依据就需要以自然状态作为终极标准进行辩护。在卢梭那里,公民社会的个体心性绝对价值确立起来。西方现代性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另有一套。他们把公共生活建设成为技术理性与形式伦理规定的领域,确立起以个体为核心的精神心性结构,从现代的视角回答了如何处理社会与人的关系。同时,以现代公民代替了哲人或高贵的人。这样一种放弃使现代社会在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上变得相对稳妥,也相对明确和清晰。其巧妙之处在于,既确立了一个明确的标准,即人的自由和权利,但同时又放弃了任何实质性内容的道德考虑,使人的自由和权利成为形式化的东西,即在相互的尊重或相互的世界中使个体精神心性获得社会性,从而获得正当性。这样一种论证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