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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探讨 近代中国是一个变的时代,“变”是它的特征,有人形容说是“亘古未有之奇变”,“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说明近代“变”的厉害。从秦皇汉武到鸦片战争,中国都在变,只是变得很缓慢。与古代相比,近代的“变”,一是速度快,二是变化大,三是变的面广。在古代如唐代,有所谓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但这只是一个朝代的变化,旨在说明在二百多年中,唐朝由盛而衰,它只反映了唐代的变化,但没有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变动。只是到了近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全方位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变的历史,这个变是前进的,由落后走向进步。我们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把握近代社会这一变的时代特性。 一、由于社会变迁形成的不同人物层面 近代社会的变迁,把近代人物分成好几个层次,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短短一百多年就有好几个历史层面,说明时代激荡,一代一代人物变化很快,人物的成熟也相对较快,不少人2岁左右就成熟了。正如梁启超形容的:风云入世多,岁月掷人急。近代人物因社会变迁剧烈而形成几个不同的层面。 近代人物变化的第一个层面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时间上为19世纪4—5年代,在这个层面上出现了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洪仁等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这个层面人物是从旧的历史时代开始进入到近代的,在他们身上反映较多的是旧时代的特点,但他们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开眼看世界,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魏源的《海国图志》,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海国图志》是一部错误百出的书,完全可以批它一通。但这部书是当时中国人研究外国的第一本书,它是在中国人对外部世界非常不了解,资料极为缺乏和中国人缺乏世界地理知识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当时道光帝连香港在何处也搞不清楚,魏源却讲了世界地理,这就很了不起。 第二个层面是在19世纪6—8年代,前后约有3年。3年中先后产生了两种人物:一是洋务派,一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这两种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顽固派相对于洋务派而言,是旧时代的人物,直到8—9年代还存在,其中有些人分化了,多数人停滞不前,未有多大变化。顽固派的重创是在义和团运动后。义和团运动后,顽固守旧势力基本上被摧毁了。改良主义者不断扩大,是一大批人。多年来史学界一直争论洋务派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区别,区别是有的,但又有联系。不讲区别和联系是不对的,因为讲无联系,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不讲区别不符合实际。讲李鸿章与郑观应、王韬没有区别,不对。其实洋务派之间也有区别,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人就不同。三人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至少左、李在对于外来侵略态度上就有不同。少数学者在衡量和评价他们时,有时只看到他们的同一性,有时又不看他们的同一性,其实人物之间不可能没有同一性。 第三个层面是在甲午战后,主要反映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是其代表人物。维新变法、救亡图存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学术界对这些人物的研究比较多,但有关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比较还可作进一步研究。康、梁师徒两人后来变化很大,过去都是把梁放在康的旁边,说他是保皇党、立宪派、投机政客,其实梁氏在近代中国许多问题上比康氏进步,如民国初年的表现,护国讨袁即是一例。梁氏在思想文化学术方面的贡献就更不用说了。康氏一生并无多大变化。康最大的功劳是推动维新变法。1895—1898年这四年可以说是康有为的时代,他由南而北,由北而南,刮起了一阵不小的旋风。顽固派视他为洪水猛兽,因此不能小看他。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坚持立宪救国,仍不失为时代的骄子,很有些正气、斗志,对时代很有冲击力。入民国后,他念念不忘复辟帝制,成了时代的落伍者。早年他写了《人类公理》,讲民主平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讲跪地叩首既不卫生,也不符合医道,用这些话来反封建,显然是进步的。但五四以后,他的言论为之一变,大讲人生,说膝盖的作用就是用来磕头的。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原因何在?甲午战前,他的足迹未出国门一步,反对磕头;戊戌以后流亡海外,周游了11国后,回过头来反而主张磕头了,这又是为什么?民国改元后,他的君宪理想破灭,张勋复辟,他是重要一员,积极参与筹划,事实俱在,梁启超曾痛斥他的这一倒退行径。 第四层面是在2世纪初年,即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在这一个时期,出现了一批狂飙式的人物,除孙中山、黄兴外,代表人物还有陈天华、邹容等人,也包括章炳麟在内。孙、黄是贯穿许多不同时期的领袖人物,这里不作专门论列。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在反清革命中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他们的呐喊曾激励许多年轻人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章炳麟不是狂飙式的人物,但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事件上,如在苏报案中表现得很突出,因此,也可以将他比做这样的人物。狂飙式的人物对社会冲击最大。蔡锷拥护袁世凯,就这点来看,他是立宪派;但他后又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