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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20世纪20、30年代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苏联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苏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经历了两大转折:一是从战时共产主义的俄国向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转变,二是从新经济政策的苏联向社会主义的苏联转变。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一、新经济政策
背景
(1)、根本原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决定的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在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仅不能推动而且还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而这种落后的经济政策的消亡是注定的。
从具体原因来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取缔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由20年代初期苏俄的经济政治形势决定的。战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应急性的非常政策,它得以实施的最根本的条件就在于苏俄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为了集中一切人力和物力战胜敌人,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一种必要的选择,也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战争危机一旦过去,战时共产主义中所包含的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超越社会发展客观现实的强制性措施和理想化方案很快就同人民群众的实际切身利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一场深刻的经济、政治危机在国内战争结束后接踵而至,严重动摇了苏维埃政权的基础。
(2)、国民经济的严重危机
首先,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侵犯了大部分农民(包括从剥夺富农中获得利益的贫农)的利益,打击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减少,加上战争的破坏,被荒废的土地日益增多,农业生产直线下降。1920年农业总产量只有1913年的2/3,粮食产量仅为1913年的1/2。在农业全面减产尤其是粮食总产量减少的情况下,尽管继续推行余粮征集制,但能征集到的粮食越来越少,到1921年春天,农村发生大规模饥荒,随后不久就蔓延到城市,500万人死于饥饿。
其次,由于粮食、原料和燃料的严重短缺,工业生产也陷于停工或半停工的困境。1920年的工业产值只及战前的13.8%,钢产量和煤产量分别为1917年的4%和28%。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甚至连面包、肥皂等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都十分缺乏。总体上说,苏俄的工业水平倒退了几十年。城市居民为了养家糊口,纷纷离开工作岗位,逃往农村。莫斯科彼得·阿历克谢耶夫制呢厂工人库德里亚舍夫回忆说:“人们由于饥饿、寒冷和经济破坏纷纷往农村跑。每个与农村哪怕是稍有瓜葛的人。比方说在穷乡僻壤有远亲,也要离开工厂,从慈宁宫到那里去。留在工厂里的是那些最中坚的无产阶级干部”。
在流通方面,货币早已失去了一般等价物的价值,工资以百万单位的卢布计算,而其实际价值仅相当于几个戈比。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工资只够三天开销。
经济危机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直接着危险苏维埃政权的生存。
(3)、严峻的政治形势
农民是苏俄人数最多的阶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在战争期间,广大农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接受了余粮征集制。但是,战争胜利结束后,农民对余粮征集制日益不满,强烈反对征粮队的活动,要求经营自由和贸易自由,但遭到否定和拒绝。农民的不满与日俱增,他们频繁发动反苏维埃政府的暴动。也有很多农民给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粮食机关写了大量申诉信和请求书,其中许多信直接写给列宁。奥格涅茨省一个地区的农民在一封信中说道:“与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强盗战争的战争已经三年了,这就需要国家作出巨大的牺牲和忍受极度的痛苦,而这一切都给我们带来新的沉重的负担,一会儿动员马匹,一会儿动员耕牛,各种各样的劳役,无休止地征收余粮等等,我们毫无怨言地承受着这一切重担困苦,但1920年对余粮征收额的增加是我们无力负担的,农村缺乏鞋子、衣服和家庭必须的工业品”。坦波夫省一个红军士兵在信中对征收余粮时滥用职权提出了控诉:“农民的情绪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如果在我们县不很快根绝这类现象,那就必然爆发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
在城市,由于工矿企业大量停产,食品严重短缺,不少工人迫于饥饿,纷纷离开工厂逃回农村,加上战争期间大批工人骨干牺牲,导致产业工人的数量急剧减少,1913年在大企中的工人有240万,1920年仅132万。不仅如此,大量小资产阶级分子涌进工人队伍,动摇了工人群众的阶级立场,这对于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一切都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
1921年2月28日,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苏维埃政府的兵变,这是当时最严重的暴动事件。喀琅施塔得要塞位于彼得格勒的出海口,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在十月革命中,波罗的海舰队水兵曾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1921年初的形势下,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不满,呼应彼得格勒工人和市民的抗议行动,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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