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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卦》中诉讼观念的变化 王宏涛 （仰恩大学哲学系 ，福建 泉州 362014 ） [提要]《周易》可分为经、传两部分，一般认为，古经部分产生于的夏商西周时期甚至更早的原始社会，而易传则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两者反映的思想不尽一致。就《讼卦》而言，古经部分的内容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对待诉讼的态度是：虽不积极，但能对诉讼的作用给出正确的评价,并无“贱讼”的意识；而易传部分则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诉讼不管对个人、家族还是对社会而言都是极不体面的事情。 [关键词]：诉讼 ； 贱讼 ； 占卜 ； 断词 ； 爻 我国现在正在积极的建设现代化的法制的国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消除迄今仍隐藏在广大民众中间的“贱讼”意识，这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此，明确落后的“贱讼”封建意识只是中国社会中的历史现象，它并不是中国社会从来就有的，也必然会随着改革的推进而为现代的中国人所抛弃的观点就具有现实意义。 一 前后期诉讼观念变化的社会基础 《礼记?礼运》篇引孔子之言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妻，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以选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按清代学者孙希旦的注解，第一段所描述的乃是五帝时期“圣人之治”的“大同”社会；第二段所描述的是夏商周三代“礼治”的“小康”社会。[1] 礼记集解581这两种社会形态具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前者在政治方面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而“天下为公者，天子之位，传贤不传子也。”而后者在政治方面的特点则是“天下为家”，据孙希旦的解释：“天下为家者，天子之位，传子而不传贤者也。”[1] 礼记集解582即“选贤与能”的原始民主制与世袭君主制的区别。 其次，前者在经济方面“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后者在经济方面则“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即原始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 结果也就不一样：前者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的“大同”社会；后者则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即前者是理想社会，后者是礼法社会。 这里面描绘了一个社会巨变：从政治层面到经济层面的全方位的变化，那么，这段记载究竟符不符合历史实际呢？ 在石器时代，特别是旧石器时代，说氏族部落之间“讲信修睦”虽是空想，但若在同一氏族或部落内部，则《礼运》篇上段所述的情况是基本成立的，我国旧石器时代的代表是“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他们的生产工具非常简陋，在食物无保障，猛兽环饲的条件下，要想生存下去，只能是在一起过群居生活，生产资料公有，所得的食物大家一起吃，多则多吃，少则少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种群数量的稳定。[2] 文明的曙光25而首领则由最具号召力与团结力与勇力的人来担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部落联盟自身不至于分裂并且战胜敌人。这些情况确与《礼记》所云“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记载是一致的；而由于杂婚或处于母系氏族时期，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故“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也在情理之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食物共享，所以“货不必藏于己”也合逻辑。 然而，变化首先在经济领域展开了：在约前3500—前2800年的大汶口文化里，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地位、贫富的区别已经非常大了。10号墓主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随葬品289件配有玉镯、象牙梳、黑陶瓶等奢侈品，并且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件礼器——皮鼓——标志着我国礼乐文化萌芽的产生。这说明，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家庭不必过分依赖集体，并可能拥有了自营经济，而奢侈品的出现证明了整个部落的产品已经有了剩余；史家推断大汶口时期正是我国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期，[2] 文明的曙光154父权制逐渐形成，从而保证了男子生育自己确凿无误的子女，所以“货力为己”、“各子其子”已不罕见，“家天下”的萌芽已然出现。 龙山文化处于前2600——前2000年之间，就是史家所说的唐虞时期，在它的代表陶寺遗址，人们清理出了九百多座墓葬，呈现出了等级森严的父权制特征，拥有上百件随葬品的大型墓九座，均为男性；中型墓九十多座，多为男性；而占百分之九十的小墓却大多数没有墓具和随葬品，仅有个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