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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与中国当代法律制度 　　摘 要 亲亲相隐思想于春秋战国萌芽，西汉起历代均将其引入制度中，在我国古代法律史上绵延千年，至今仍为一些国家所沿用，我国2012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一款已将这一制度引用其中，在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也下彰显了我国法律制度的人文关怀。对于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大环境而言，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一制度的建设，需借鉴中西古今之经验教训，对亲亲相隐在现代社会的含义、范围以及相应制度有更符合情、理、法的认识。 　　关键词 亲亲相隐 现代法律制度 情理法 　　作者简介：苏怡，四川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5-033-02 　　亲亲相隐，亦称“亲属容隐”，指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瞒罪行而不负刑事责任，是中国古代法律术语，来源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最早出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孟子?尽心上》亦通过假设的“舜窃父而逃”的故事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一、 亲亲相隐的国内外现状 　　古希腊思想对于西方学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近现代西方的法制发展中，亲属相为隐、亲属互不举证法有了更为完善的发展。 　　大陆法系中，德国1994年《刑事诉讼法典》第52条规定，被指控人的订婚人、配偶、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有权拒绝作证。1998年《德国刑法典》分则第21章规定“包庇与窝藏罪”，其中第257条规定了“包庇罪”，第258条“使刑罚无效”第6项专门规定：“有利于其亲属而犯本罪者，不处罚。”《日本刑法典》第105条亦有相关规定。而在英美法系中，1898年《英国刑事证据法》中明确规定：在普通刑案中被告人的配偶可以作证，但只能当辩护证人，不能强迫其作证；如果被告人不让配偶出庭作证，控诉方也不得加以评论 。由此可见，亲亲相隐思想贯穿西方法制历史，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大多对特定亲属间的不作证予以合法化。 　　在我国当代，亲亲相隐思想同样在法条中有所体现。《澳门特别行政区刑法典》第331条第五款第二项规定：“对作出下列行为之人，得特别减轻或免除刑罚：……为使配偶、由自己收养之人、收养人、二亲等内之血亲或姻亲、又或与自己在类似配偶状态下共同生活之人得益，而作出行为。”此条为关于“袒护他人”之规定。 　　而在台湾地区“刑法典”第八章及第九章关于脱逃罪、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罪中，同样规定了对于特定亲属所作出的帮助犯人脱逃的行为，得减轻或免除处罚。澳门与台湾地区在历史上有他国之法律可做借鉴，同时有中华传统思想作为伦理基础，其作出的这一规定，是中西方法律文化结合的表现。 　　相较之下，在我国大陆地区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并未设立任何关于亲亲相隐的法律条文，相反，在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出台以前，旧有的《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应当保密。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第48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两条规定，以强制力要求犯罪嫌疑人亲属同样必须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当庭指证自己的至亲之人。此法条的设立纵然有当时的社会状况需求，但过于严苛的法律不仅不能安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相反可能使人人自危、亲情疏远，导致其他不稳定因素滋生，使司法的权威性受到影响。 　　因此，《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188条出台，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在此条中，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亲亲相隐的体现更倾向于英美法系，即仅认可特定亲属间不作证的合法性，但对于亲属间为使犯罪嫌疑人得利而行使的包庇行为并无相关规定。这一法条的制定，是对人权的保障，也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与发展。亲亲相隐的含义是与时代同步发展的，《刑事诉讼法》中此时之亲亲相隐，与古代法律发展史中彼时之亲亲相隐在目的、形式、范围上均有改进，不应一以概之，而应结合当前形势，做出符合时代发展的解读。 　　二、 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法制建设中的意义 　　中国社会素以“人情社会”著称，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往往是将“天理”、“国法”、“人情”看作三位一体，“情、理、法”三字之间更是有着微妙的先后顺序，调换任何两字，意味便大不相同。尽管今时不同往日，但如能将亲亲相隐之中的情与法平衡适当，那么这一理念同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