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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飞：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向 　　知名学者冯飞近期履新工信部副部长，他对新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瞻认知及其应对思路，可以视为下一步工信政策和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风向标。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在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走向何方？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会不会成为中国崛起“终结者”的隐忧和“狼来了”的迷雾中，应该如何清醒认识并有效应对新的工业革命？ 　　《检察风云》：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工业革命并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初现端倪，它将会对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政经格局产生怎样的一系列影响？ 　　冯飞：首先从要素投入来看，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面前，劳动力成本要素的重要性下降，技术的重要性提高。这一轮新出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产业革命的内涵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问题，这个融合的趋势越来越重要。而且现在看来，在影响制造业竞争力方面，服务业延伸是重要的方面。很多制造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都转型为方案解决公司，它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集成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上体制创新，这些很重要的创新，都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手段。 　　“数字化制造”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就意味着，机器替代劳动是一个大趋势，而且这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智能机器对劳动的高级替代。数字化制造提出来的大背景是西方制造成本不具备优势，所以要想办法弥补成本的劣势，就是要靠智能化的机器替代劳动。从中国当前来看，制造业低成本的优势也不断削弱，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比较快。按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提法，中国劳动力成本经过劳动生产力矫正之后的综合成本，目前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相对优势，如果叠加上以数字化制造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综合比较优势可能会出现明显下降，进而会改变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格局。 　　在此基础上，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即将带来的重要一点是，市场的力量在增强。数字化制造的一个最大好处，是能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能对市场形成快速反应。贴近市场是数字化制造的重要特征，就地生产、分散生产，这是重要特点。在数字化制造时代，对市场反应越快速，越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产业越有竞争力，这样的分工方式就可能带来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一方面可能还是延续全球产业链分工，另一方面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就地化生产是一种新的实现产业分工的因素，对经济全球化会带来一定的新结构性变化特点。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兴衰更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对于不同的产业，应该也各有不同的影响。前面讲到，就地化生产，使得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对于贴近市场终端需求的产业，特别是提供生活资料的产业，这种国际分工会带来一些变化；而原材料、零部件等一些产业还是会延续过去大规模生产的分工方式。对中国来讲，恰恰是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加工组装、生产制成品大规模出口这样的产业格局，所以相对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与此同时，也会给政府、企业的决策带来新的挑战，从而对决策体制提出了新要求。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中，创新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非常强，从供给侧来讲，就是就地化生产和分散式生产，供应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这样的大背景，对分散型决策和促进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有非常高的需求。而中国过去主要是追赶式的决策，追求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过于集中决策。这样的管理体制恰恰不适应大规模生产的新要求，集中决策的不适应性比其他国家更大。 　　《检察风云》：随着市场的力量和创新的力量日益变强，那些传统决策机制仍占主流的企业和社会被敲响了警钟。就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号角响起之时，有人开始鼓吹，称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中国崛起的“终结者”，对此您怎么看？ 　　冯飞：至少从目前看，中国仍拥有世界上比较少有的两大既有比较优势：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创造另外的优势，那就是技术上的优势。总体来看，中国在一些领域中面临着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特别是新兴领域，如果在技术创新方面能够持续支持，短期内实现突破是有可能的。 　　如果把成本、市场、技术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起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崛起而言不是终结，相反可能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面临的这场挑战，是名副其实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全球经济格局的动态性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各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问题在于：应该如何主动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 　　首先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应进一步重视和提前部署。前两年中国做了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决定，在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做了一些部署，现在看来要进一步加强。还要围绕数字化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