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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性腐败发生机制与防治体系构建 　　摘 要：寻租性腐败是腐败的主要形式。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行政体制改革滞后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没有很好契合，导致寻租性腐败这一腐败形式在中国凸显，引起广大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在着力分析寻租性腐败发生机制的基础上，为了避免运动式腐败治理，试图构建全方位的防治体系，从根本上杜绝寻租性腐败。 　　关键词：寻租性腐败；发生机制；制度缺陷；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7-0170-02 　　寻租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把经济学的视野从生产性的寻利活动拓展到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关于寻租的定义属美国学者戈登?塔洛克最为全面、权威。他认为，寻租是“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1]。”任何寻租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政府干预，所以，寻租与设租往往是互为因果关系。寻租与寻利是两种不同的活动，寻利行为主要通过市场调节，市场活动主体通过市场规则谋求利益，寻租则是寻求政府的庇护，通过行政权干预市场活动获得竞争的优势，寻租活动中的租金交换不能产生社会剩余价值，造成资源的浪费。公共选择学派认为，之所以产生寻租是存在限制市场进入或市场竞争的制度或政策，它往往与政府干预的特权有关，寻租活动与政府的经济活动范围直接有关，政府的经济活动范围越广，寻租的可能性越大，减少寻租行为就应该规范约束政府行为。 　　寻租性腐败是由两个过程组成，是由企业或其他经济人利用资源“寻租”以及权力掌握者通过权力“设租”或“创租”双向互动过程形成的。“寻租”行为与我国的市场经济确立是伴生关系。为了解寻租性腐败，前提是应当理解何为寻租。寻租是违背市场运作规律的活动，是一项给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的非生产性活动，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钱交易。 　　首先，谋求私利，满足私欲是政府官员设租的动机。政府官员的主动“设租”是导致寻租性腐败的前提。所谓设租，就是“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的方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2]”在政府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拥有权力的个体通过营造一种环境，从而获取非生产性经济利益的活动。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政府官员在私利面前也会计算风险成本和收益，当收益远远大于风险时，政府官员铤而走险的几率就会增大。 　　其次，博取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寻求政府庇护的动机。企业被迫卷入政府寻租活动是寻租性腐败的必要条件，只要企业的利润大于寻租运作中的所付租金和生产成本，那么企业就会有寻租动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更为常见和隐蔽的寻租活动是钻行政法律的空隙，甚至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或分配既得利益。这类行为往往是通过阻碍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3]企业寻租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通过行贿的手段，得到优惠性政策的照顾，减小经营阻碍，或者获得某一经营领域的垄断权，抵制竞争，追求利润最大化。 　　之所以将制度缺陷视为寻租性腐败的根源以及将制度建设作为避免寻租性腐败现象的“良方”，其原因是制度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制度以其自身性格，能够有效地规避政府官员的利己行为以及权力过度干预。建设和完善廉政体系是反腐倡廉的关键性环节，廉政体系的健全能够培养国家公务人员的价值观念，约束其工作行为，使其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做到防治结合，营造廉政清明的政治环境。 　　（一）公务员管理体系建设 　　贪污腐败行为是腐败官员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之后的“理性选择”的结果。我国目前在公务员的录取和管理制度、廉政法制建设等方面存在缺陷，没有对贪腐人员心理和行为产生足够的震慑作用，对小贪惩罚力度不够，导致“破窗效应”，形成贪腐糜烂的风气，使贪欲无限膨胀。遏制腐败，长兴廉政，必须完善健全廉政管理体系，震慑贪腐人员的贪欲。 　　首先，遏制腐败的源头，必须从完善公务员录用和管理制度着手，提高行政人员整体综合素质，约束公务人员工作行为。目前我国公务员录用和管理体制方面有待完善。在公务员录取方面注重对公务人员的才能考量而对道德修养方面的考核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笔试和面试过于注重考查个人才能，政治考察只不过是“走过场”，与笔试相比，面试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完善公务员录用制度，对公务员的个人品行和道德修养的审核应规范化，并严格执行。对拟录取人员的档案、人际关系、家庭状况应作严格审查，详情记录，综合考量之后做出录取决定，规范对道德品行的审核，并给予足够重视。宁愿放弃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不能录取品行不端的人。公务人员的管理方面应完善人事升迁和辞退方面各种机制，人事升迁应做到公平、民主、公开，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机制，做到民主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