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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明朝初期肃贪 　　摘 要 明朝为了达到防范权力腐败之目的，制定了严密的治官之法。朱元璋以刑杀为威，通过颁布《大明律》、《明大诰》以及严格施法、设立严密的监察制度等一系列铁腕手段重典反贪。但是，明代贪官污吏仍层出不穷，其成效甚微。本文通过明代反贪机制建立的背景、明代前期反贪机制和立法实践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论述了明代反贪机制的运行与结果。在对明朝反腐制度的分析中提出了“铁腕反腐”对于反贪的经验和教训，并以明朝反贪为出发点就反贪制度及现实反贪路径进行了初步分析探讨，以期对反腐制度以及立法总结有所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明朝 朱元璋 司法 反腐 　　作者简介：李宜轩，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272-04 　　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末期诞生的明朝，承元启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较前代更为迅速的发展，同时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也在此时走向顶峰。明朝一代，应该说是历代反贪腐最严苛的一个朝代。治官律法之严峻、体系之繁杂、手段之残酷，都是空前绝后的。虽然明朝有着较为健全的惩贪机制，更有着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是明代贪污腐败程度却极为严重。 　　一、明朝肃贪的背景 　　元朝末年，政府腐化、吏治败坏，社会上大兴贪墨之风。草根出身的朱元璋这时作为最底层的社会成员，战乱时常看到州县仕宦人人贪图私利，日日豪饮作乐，对黎民疾苦漠不关心，因而对那些只知贪污搜刮百姓的官史产生深深的仇恨。领导农民起义成功并建立明朝后，朱元璋常常对左右侍臣讲到这一点。于是，朱元璋令下：“今创业之初，若不严立法度，革除奸弊，百官定然因循故习，不能振举。今后，凡遇到官吏蠹害黎民者，绝不宽恕。” 　　为了恢复经济和缓和社会矛盾，也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朱元璋主动把现有的社会状况归为“乱世”， 并“重绳贪吏，置之严典”。决心以严苛的手段治国治官，颁布了相应法令。其后继者也都是遵循这一整体施政理念并补充发展。 　　事实上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明朝后，最初并没有单纯推崇极端酷刑。亲身经历元末农民战争的朱元璋能够体会到：施酷刑并不能压制住平民反抗，也无法改变朝代覆灭的命运。 　　然而，之后情况发展却并不如人意。明初年，不论朱元璋如何三复斯言严禁贪污搜刮民财，奈何各级官员仍旧遵元朝遗风，贪墨成风，严禁却难止。民间将此形容为为“赃吏之贪，如蝇蚋之趋朽腐，蝼蚁之慕腥膻” 。 　　贪腐之势令朱元璋大为光火。汲取前朝教训，深怕步前代官逼民反、贪腐亡国的后尘的朱元璋，断然难以容忍此种情况继续下去，他公开宣布：“从吾命者，五福备于身家；不从吾命者，五刑备坐于家身。” 自此朱元璋大开杀戒，严惩贪官污吏。 　　刘辰的 《国初事迹》曾记载：元朝在建国之初，朱元璋编定刑律并颁于各级官署，令其遵行，岂知犯法者众多。朱元璋曾恼怒道：“我欲铲除天下贪宫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 　　此后便发生了著名的“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胡惟庸与蓝玉案并称“胡蓝之狱”，是朱元璋大开杀开国元勋之戒的著名事件，而“空印案”与“郭桓案”则是大规模打击涉嫌贪污的官员。朱元璋在吸取了元朝的历史教训后，他警诫官吏：“难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 ，制裁超过大明律制定的标准，每每施以极刑。 　　二、监察制度设置 　　（一）都察院系统 　　明洪武十五年，改前代御史台为都察院，其不但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还握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为最高监察机关。都察御史具有崇高的地位，他们不但对都察院负责，并且直接对最高统治者--皇帝负责，拥有极大的权力。不但可以“独专诸内外考察”，而且可以“唯所见闻得考察”。 　　（二）地方监察机构 　　监察机关的设置在地方上，明设有提刑按察司、巡抚和巡按御史这三个并行存在的监察系统，这是明朝地方监察体系的一大特色，它们在机构上互相制肘的同时又彼此独立，从而形成一个极其严禁周密的监察系统。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始终置于周密监察网络的监管之下。明朝监察制度之严密程度超越此前各朝各代。 　　（三）监督制度的补充――厂卫系统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唯有明代独创了这一特务系统，并同前文已述的中央监察系统、地方监察系统一同构成严密的监督系统。 　　厂即东厂、西厂、内行厂；卫即锦衣卫。厂卫系统虽无监督之名，事实上却行监督之实。出于集权和专制的需要，这个皇帝的御用机构将除皇帝以外的人都纳入了监督的范围。厂卫系统独立于所有机构之外，其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它拥有自己独立的审判机关，它可以独立审判。 　　朱元璋创建锦衣卫，目的在于暗中稽查臣民言行；永乐皇帝出于威慑诸臣而让自己的宠臣任锦衣卫指挥使，并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