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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投入、政府监管与大气污染防治 　　提要：本文利用2004―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实证研究了环保投入、政府监管对大气污染防治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绿化、公共交通投入与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与大气污染防治显著正相关，表明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绿化面积、加大公共交通的投入与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等途径来进行大气污染防治。工业方面的补贴和投入对大气污染防治显著负相关，表明当前工业方面存在“越补贴，越污染”的怪圈。政府监管力度会影响环保资金支持政策的大气污染防治效果，政府监管越严格，环保投入政策的大气污染减排效果越好。本研究不仅提供了环保投入、政府监管对大气污染防治影响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政府相关部门评估决策现行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的投向提供参考。 　　关键词：环保投入 政府监管 大气污染防治 　　一、引言 　　大气污染防治问题一直受到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环境法律和法规，试图通过城市绿化、公共交通、工业补贴、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等多种途径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为了提高大气污染防治效果，国务院还发布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环保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负有的监督管理责任。这些举措足见我国政府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保障人民健康，进行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心。那么政府环保投入是否有利于大气污染防治？对大气污染防治的作用有多大？工业方面补贴投入是如何对大气污染防治产生作用的？是否鼓励农村发展可再生能源？政府监管是否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效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相关决策部门评估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有效性，而且还为政府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分配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文献回顾 　　当前，如何进行大气污染防治是管理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不少学者进行了大气污染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关注的因素有能源禀赋、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结构和市场化水平、行业集中度等。研究结论有，能源禀赋好的地区会形成碳强度“资源诅咒”，还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张翠菊和张宗益，2015）；大气污染与能源消费的结构是紧密相连的，这主要源于我国对煤炭的依赖、工业高排放、工业行业节能减排推进缓慢，应当从根源上转变能源发展方式，调整能源结构、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王俊等，2014；魏巍贤，2015）；长期内技术进步可以减少碳排放，但短期并不显著，需要政府加强节能技术扶持，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王锋正等，2014）；FDI虽然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但还是显著提高了我国各地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而地区市场化水平有利于缓解其影响，市场化水平高地区可以改善FDI对碳排放影响（郑佳佳，2015）；行业集中度同样会影响碳排放强度，高能耗行业市场集中度越高，越有利于行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但低能耗行业则恰恰相反（聂普焱和罗益泽，2015）。 　　除了大气污染排放的影响因素方面研究，也有不少学者从大气污染防治策略着手，主张政府干预，运用财税政策解决大气污染防治问题，提出政府通过税收改革、财政支出与补贴等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贾康，2013；袁华萍，2014；杨解君，2014；周景坤等，2015）。杨姝影和赵雪莱（2014）提出，政府财政预算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通过改变社会需求和供给，影响市场价格信号，引导、激励和约束企业、民众的生产和消费。 　　国外有关大气污染防治财政政策有很多。英国成立了多种雾霾治理专项基金，如碳基金和绿色能源基金。法国通过政府与银行合作的方式设立了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节能担保基金；美国建立了与雾霾防治相关的公益基金。欧洲大部分国家对使用绿色节能热水器等取暖设备的用户给予最低30%的使用补助。印度新德里对减少污染的出行方式提供补贴，并对车辆收取交通拥挤费和停车费等。美国对燃料乙醇的生产、对烹饪油或动物脂油这些可回收材料生产的生物柴油、对可回收材料如大豆等生产的油料均给予力度较大的财政补贴。此外，许多发达国家还针对消费者在汽车、房产等领域的低碳消费实施一系列消费财政补助政策。可见，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环境特点，制定与执行了本土化的大气污染防治财税政策。 　　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不断加大环保投入，集中在污染治理、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环保技术研发、环保因素转移支付等方面。但也有学者认为政府财税政策的支持方式对企业的行为模式影响巨大，有些财税政策并不会促进企业动态能力发展，需要政府大力改革目前惯用的“甄选部分企业予以资金或政策扶持”的支持政策，强化整个创新环境建设（曾萍和邬绮虹，2014）。李惠茹和刘?鳎?2014）发现，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方面存在投入、产出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