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谈是个积极信号.docVIP

约谈是个积极信号 　　“之前特别害怕乘客投诉，现在我们都巴不得被投诉，因为公司都知道我们生意难做，也不会有什么处罚。”广州一位陈姓出租车司机告诉《经济》记者，自从打车平台推出后，他们的服务心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收入也开始明显缩水，“上个月我只赚了个份子钱”。 　　相比之下，有私家车的赵师傅就多了一个选择，他告诉记者，下个月他打算辞掉出租车的工作，转行开快车。“不用交份子钱，接单还有补贴，比出租车划算多了。” 　　8月3日，《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也撰文称，随着收入的不断缩水，纽约的一些出租车司机开始转行开起了专车。在收入相当的情况下，工作时间可以缩短，工作安排也能更加灵活。 　　据滴滴快的统计，滴滴打车在全国范围内有40%的呼叫得不到满足，出租车运力不足，市场很大。中金公司此前也曾预计，中国潜在的专车市场规模达4205亿元。易观智库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5月，滴滴专车（含一号专车）、Uber和神州专车分别以86%、17%和8%的覆盖率占据中国专车市场的前三名。可以说，打车平台的兴起，让传统出租车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今年年初，沈阳、长春、济南、南京、成都、南昌等地接连爆发出租车罢工事件，以示对打车平台的反抗。5月中旬，《经济》记者出差威海时，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也曾友好地提醒记者，“明天要罢工，出行时要做好心理准备”。 　　与“证件”齐全的出租车相比，处于灰色地界的专车一直饱受争议，其中是否合法成为各种质疑的焦点。 　　1月8日，交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专车服务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性需求具有积极作用。这一表态也被解读为间接承认专车的合法性。 　　但是，继7月23日滴滴快的、Uber等打车平台的负责人被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交通执法总队等8部门进行约谈后，8月1日，北京市交通、公安等部门对神州打车平台也进行了约谈。 　　一边是对打车平台合法地位的肯定，一边是不断约谈施压查处，政府对打车平台的暧昧态度令用户们捉摸不透。 　　 　　其实如果深究不难发现，大家对交通部负责人的讲话不免有些断章取义。该负责人在肯定打车平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各类专车软件公司应当遵循运输市场规则，承担应尽责任，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而这也正是6月2日相关部门约谈滴滴快的时所指出的问题：打车平台使用私家车和租赁车配备驾驶员，从事客运服务违反了现行法律法规。针对这一问题，滴滴快的相关负责人也同样断章取义地回答《经济》记者，“顺风车是拼车，拼车是合法的”。 　　对于约谈，该负责人表示，这只是企业和政府间的一种沟通方式，“任何政策都是智慧创新，在得到社会认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政府就会介入进行合法管理。本质上是观念问题”。至于后期滴滴快的将如何整改，上述负责人并未给予正面回答。 　　在创业服务机构创投家创始人胡晓维看来，约谈释放出来的是积极信号。“国外爆发了多起针对Uber的抗议。在经济转型和新常态的背景下，政府面临着新的内在管理诉求，国家不希望出现像国外一样的大型抗议活动。一方面打车平台损害了出租车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新常态下也要鼓励创新和开拓，所以政府采取了约谈模式。”胡晓维认为，约谈并不是约束，而恰恰说明了政府在进步，关注到了创新和原有体制、既得利益者间的矛盾。“政府不是市场参与者，可能一时拿不出解决方案。约谈在某种意义上是向被约谈企业发出信号，让其提出方案策略，如果该方案既能解决既有矛盾，又能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政府一定会愿意接受的。目前来看，国家政府层面对打车平台是鼓励的，而具体执行的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又两头为难，因为其与既有的法律法规相冲突，所以打车平台企业应该积极去探讨、摸索，与政府共同制定管理办法，让消费者获得更好的体验，市场发展更加良性。” 　　此外，北京交通委还认为，滴滴快的、Uber等打车平台存在逃漏税、违规发送商业性短信息（垃圾短信）和发布广告等违法行为。的确，就逃漏税来讲，目前打车平台无法即时为乘客提供发票，滴滴快的和Uber都需申请之后才会予以寄送，人民优步更是因被视为非盈利性的互助型拼车服务，而无法提供商用发票。 　　“绕路怎么办？出了事故谁来赔偿？私家车车主的收入要不要纳税？”北京交通大学中国综合交通研究中心主任毛保华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表示，从乘客的人身安全到赔付风险和订单违约，快车和顺风车都存在着一系列不确定因素。 　　为此，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博7月23日称，北京目前对非法运营的专车主要处罚依据为《国务院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和《道路运输管理条例》，除对违法车辆进行暂扣外，涉事司机将根据情节被处以3000元到两万元不等的罚款。一旦发生群体聚集、暴力抗法等行为，将立即通知专车运营平台负责人到场，情节严重的将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但也有